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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0章 淤泥藏尸案:1985年湖北仙桃乡村女尸谜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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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浦清至今都记得,1985年正月初七那天,他确实在牌桌上坐了一整天。

下厂村黄某家聚了五十多号人,乌烟瘴气的堂屋里,麻将牌被一双双粗糙的手搓得哗啦作响。周浦清输了不少钱,骂骂咧咧到天擦黑才散场。他不知道自己赌桌上的这一天,后来会成为一张铁证——不是证明他清白,而是证明隔壁村那个杀人犯,连赌徒都不如。

杀人犯叫周四溟。他不在赌场的那天下午,一个穿黄衣服的姑娘,再也没能走回家。

1985年3月5日,惊蛰。

湖北沔阳县屯岭村的清晨,寒雾压着田埂,白霜铺了厚厚一层。养鸭户萧光银踩着冻硬的泥路出门时,嘴里哈出的白气一团一团散进风里。他把棉袄领子紧了紧,肩上的竹篙有节奏地晃着,身后一百多只麻鸭挤成一片灰褐色的潮水,嘎嘎叫着往村外涌。

这条路他走了十年。鸭子认路,人也认路——往南走一里多地,就是屯岭村三组和四组之间的那条分界沟。沟不宽,水不深,三十公分左右的浑水底下是乌黑的淤泥。春天水草冒头,螺蛳和小鱼小虾钻在泥里,是鸭子最爱的觅食地。

萧光银把鸭群赶下水的时候,薄雾还没散透。鸭群扑棱着翅膀扎进沟里,本该四散开来各自觅食,可今天不对劲——那百来只鸭子像被什么东西勾了魂,齐刷刷挤在沟中间一段,伸长了脖子使劲往一处淤泥堆上啄。

萧光银起初没当回事。他蹲在沟边抽了根烟,心想鸭子嘛,偶尔扎堆也正常。可一根烟抽完,鸭群不但没散,反而越聚越紧,有几只鸭子甚至用嘴使劲刨那堆淤泥,泥水溅起老高。

他骂了一声,抄起竹篙走过去,想一篙子把鸭群赶开。

竹篙戳进淤泥堆,往旁边一拨。

淤泥滑落,露出一截白花花的东西。

萧光银以为是哪家扔的烂骨头——屯岭村靠水吃水,杀鸡宰鹅的骨头往沟里扔也不是稀奇事。可竹篙再拨一下,淤泥缝里露出来的东西,让他整个人像被钉在了泥地里。

那是一排牙。整整齐齐的、人的牙齿。其中一颗门牙泛着淡淡的银光——是镶过的银牙。

萧光银觉得自己的心脏被人攥住了。竹篙从手里滑脱,砸进水里溅起一片泥点子。他蹲下去,手指哆嗦着扒开表层的淤泥,一团腐烂的、被什么东西啃噬过的组织从泥里浮现出来。那是人脸——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人脸剩下的部分。鼻子没了,嘴唇没了,露出来的骨头白森森的,眼眶黑洞洞地瞪着天。

萧光银后来说,他一辈子也忘不掉那个画面。

他连滚带爬地从沟边起身,胶鞋踩在结了霜的田埂上打滑,摔了一跤又爬起来,膝盖上全是泥。他往屯岭村的方向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等到终于喊出声的时候,那声音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像自己的。

“杀人了——分界沟里有死人——!”

鸭子不赶了。一百多只麻鸭在沟里散了摊子,嘎嘎叫着四处乱游。没人顾得上它们。

消息像炸了窝。

萧光银这一嗓子喊出去不到一刻钟,半个屯岭村的人都知道了。最先赶来的不是公安,是看热闹的村民。但很快有人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前阵子隔壁调低村一组有个姑娘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村里人私下议论了好几回,有说跟人跑了的,有说掉水里冲走了的,谁也没想到,尸体可能就埋在隔壁村的水沟里。

有人往道河派出所跑了。

所长余昌早接到电话的时候,刚端起搪瓷缸子泡了杯茶。他把缸子往桌上一搁,抄起外套就往外走,边走边喊值班的民警。从接到报案到带着三个民警上车出发,前后不到五分钟。

北京吉普车沿着乡间土路颠簸着往屯岭村开。前几天下过雨雪,路面上全是泥坑和车辙印,车轮碾过去溅起泥浆糊在挡风玻璃上,雨刮器刮都刮不干净。余昌早坐在副驾驶,一只手撑着仪表台,身体随着车身的颠簸一耸一耸的,脑子里已经在盘算——现场要封锁,痕迹要提取,围观群众要疏散,还有那个报案的养鸭户,第一时间要问清楚。

二十分钟。从派出所到那条分界沟,全程没超过二十分钟。

余昌早到现场的时候,沟边已经围了一圈人。他指挥民警拉开警戒带,把整片田间区域圈起来。老百姓趴在警戒线外头伸着脖子往里瞅,交头接耳,说什么的都有。

“听说是调低村失踪的那个女娃?”

“哪个缺大德的下的手……”

“你们看那头,脸都没了!”

余昌早没工夫听这些。他带着民警踏进泥水里,开始初步勘查。尸体头朝南脚朝北,趴在淤泥里,大半截身子都埋在底下。上身的衣服被扒开了,下身光着,面部的软组织被什么动物啃掉了大半——沟边有野猫,有黄鼠狼,也说不定是老鼠。冬季刚过,饥饿的野物什么都吃。

他正在心里盘算着,远处的土路上扬起两团尘土。两辆草绿色的北京牌吉普车轰鸣着开过来了,后面还跟着几辆摩托车。沔阳县公安局的局长蔡向春、副局长陈怡康、杜佐亮、蔡天明全到了。加上刑警队侦查员、法医,一共十五个人,风尘仆仆地从县城赶了过来。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紧了。

法医蹲在沟边开始初步验尸的时候,侦查员们已经分散到周围开始了地毯式的搜索。前几天的雨雪把大部分痕迹都冲掉了,但侦查员们还是一个个蹲在泥水里,趴在田埂上,一寸一寸地翻看泥土、草根、石块。

功夫不负有心人。

侦查员在水沟东壁发现了一串清晰的划痕——胶鞋踩在湿滑的沟壁上留下的,从上往下延伸,一直到水面以下。而在水沟西壁的上坡处,虽然经过了雨水的冲刷,但还是有一枚完整的脚印被找到了。不是胶鞋印,是赤脚踩出来的,脚趾、脚弓、脚后跟的纹路清清楚楚,像是用印章盖上去的一样。

顺着水沟往东北方向走十来米,是一片麦田。侦查员在这里停下了脚步。

两平方米左右的麦苗被彻底踩塌了。泥土被翻了起来,有的地方被刨出了浅坑,麦苗连根带泥地被碾进土里。地面上有明显的衣物褶皱压出的痕迹,还有一条腰带勒出来的印子。这个地方发生过激烈的挣扎和扭打,泥土上留下的痕迹不是一个人的——有人在拼命反抗,有人在死死压制。

副局长杜佐亮蹲在这片倒伏的麦苗前,伸手摸了摸泥土的硬度,又看了看麦苗倒伏的方向,沉默了很久。后来他站起来,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这里,就是杀人的第一现场。”

从麦田往南,有一条小涧沟,和埋尸的那条分界沟垂直。涧沟水深只有二十公分左右,沟壁上同样有胶鞋划痕,还有明显的东西被拖拽过的痕迹——沟壁的泥土被刮掉了一层,露出一道长长的拖印。

侦查员们把这些痕迹串联起来,还原出了凶手的路线图。

第一现场是麦田。凶手在这里袭击了被害人,制服了她,实施了犯罪。然后将她拖到南边的涧沟——这是第二现场,拖拽了大约二三十米。再顺着涧沟拐进分界沟——这是第三现场,也是最终的埋尸地点。

在分界沟里掩埋尸体的时候,凶手遇到了一个问题:胶鞋踩进三十公分深的淤泥里,越陷越深,根本使不上劲。他干脆把胶鞋脱了,赤着脚踩在冰冷的泥水里,用双手把沟底的淤泥一捧一捧地挖起来,盖在尸体上。埋完之后,他从水沟西壁赤脚上了岸。

所以西壁上才会留下那枚完整的赤足脚印。而东壁和涧沟里的那些胶鞋划痕,是他穿着胶鞋拖拽尸体时留下的。

凶手就是一个人。穿着胶鞋来,赤着脚走。

杜佐亮看着那枚脚印,说了一句话:“这个人身强力壮,起码一米七。”

外围调查很快就坐实了尸体的身份。

死者叫张实芝,调低村一组人,二十四五岁的未婚女青年。正月初七——也就是2月26日——中午在千桥村姐姐家吃了午饭,一个人走回家的路上失踪了。家里人找了几天没找到,报了案,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谁也说不准她到底出了什么事。

法医的尸检报告出来后,会议室里安静了好一阵。

死者面部、颈部、腹部有八处刺伤,伤口是单刃锐器造成的,应该是一把水果刀之类的东西。但这些伤口都不深,没有一刀伤到要害,都不足以直接致死。

真正要命的是肺。法医打开胸腔后发现,死者的肺部表面有明显的肋骨压痕——那是被外力长时间按压造成的痕迹。气管和支气管里塞满了细小的泥沙和碎屑,一路延伸到肺部深处。

她是被活活按进水里溺死的。

八处刀伤是为了让她丧失反抗能力,最后的溺亡才是真正的死因。凶手把她打伤、控制住、实施了强奸,然后把她拖进水沟里,把她的头按进淤泥和浑水中,按到她不挣扎为止,按到她再也起不来为止。

杜佐亮把尸检报告合上,抬起头来,看着围坐在桌前的侦查员们。

2月26日下午三点左右,这是张实芝的死亡时间,也是凶手的作案时间。

接着是调查走访的结果。张实芝手上戴着手表,兜里有几块钱零钱,案发后这些东西一件没少。排除了图财害命。

张实芝的老实本分在整个调低村都是出了名的。她不爱说话,不爱串门,连村里放电影都很少去看。之前只谈过一次恋爱,男方嫌她太闷了,分了手,从头到尾没什么恩怨纠葛。排除了仇杀。

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

奸杀。

专案组的会议室设在屯岭村村委会一间十来平米的办公室里。条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一张掉了漆的木头桌子,几把凳子,墙上糊着旧报纸。十一侦查员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打地铺,被子往地上一铺就是床。夜里开着灯开会,白天散出去走访,晚上回来汇总线索,连着两天两夜没怎么合眼。

每个人身上都是泥。胶鞋上糊着厚厚一层干了的泥巴,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小腿上全是泥点子。没有人顾得上洗,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刑警队长曾斌丞是那种说话不紧不慢但句句在点子上的人。他把现场勘查的所有材料摊在桌子上,开始给凶手画像。

“能把一个年轻力壮的农村女青年,从大路上劫持到两百多米外的麦田里,还要制服她、控制她,让她没法反抗,这个人必须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五十岁的老头干不了,十几岁的半大小子也没这个本事。”

他翻了翻那枚赤足脚印的照片,接着说:“这枚脚印的尺码和步幅我们测算过了,身高在一米七左右。结合现场胶鞋印的磨损情况推断,这个人应该长期在田间地头劳作,脚底有厚茧,体格强壮。”

刑警队副队长杜新元接过话头。他长着一张圆脸,看着和气,但办起案来是出了名的“咬住不放”。

“你们看这个作案过程,”杜新元指着现场照片说,“先奸后杀,捅了八刀还不算,还要把人按进水里溺死。杀完之后不跑,花时间挖泥埋尸,连衣服都顾不上整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胆大包天,心狠手辣,而且——他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

杜佐亮把所有人说的拢了拢,划定了侦查范围。

张实芝走的那条路是大柳湖堰周边的乡间简易土路,偏僻、路况复杂,两边是田地和水沟,连个像样的路标都没有。只有屯岭、调低、董庄、千桥、冯台这几个周边村子的本地人才认得这条路。2月26日当天还有雨雪,气温低得冻手冻脚,外地人怎么可能在这种天气、这种路况下流窜作案?

而且埋尸的那条分界沟,距离屯岭村只有一华里。五百米。从屯岭村走过去,一根烟的功夫都用不了。

凶手就藏在这几个村子里。最大的可能,就在屯岭村。

侦查员们开始分头走访。对2月26日当天途经案发现场的四十二个人,一个一个地找,一个一个地问,什么时间走的哪条路,看到了什么人什么事,能回忆起来的全部记下来。

大多数人都说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时间过去好几天了,又是雨雪天,谁在路上看到什么都记得模模糊糊的。但侦查员们不急,一遍问不出来就问两遍,两遍不行就三遍,反复地提醒、反复地追问,指望哪个人的记忆里突然蹦出一条关键的线索。

第十四天,这条线索真的蹦出来了。

屯岭村一个刚过门不久的新媳妇,在侦查员第三次上门走访的时候,终于说出了她一直憋在心里不敢说的话。

她说话的声音不大,好像在跟自己确认。

“正月初七那天下午两点多,我去千桥村走娘家,在大柳湖堰那里坐渡船过河。我过河的时候,正好碰见张实芝从对面过来。她穿了一件黄色的上衣,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颜色在田埂上特别扎眼。”

她把声音压得更低了。

“我跟她擦肩而过之后,看见路边有个鱼棚。就是那种用稻草和竹竿搭的看鱼的小棚子。我走过去的时候,鱼棚里走出来一个男的,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留着高平头,大概一米七的个儿,上身穿蓝色的衣服,下身穿浅绿色的裤子,脚上穿一双胶鞋。”

“他从鱼棚里出来以后,就一直跟着张实芝。不是走在路上跟,是隔着一道沟,在沟那边走。张实芝走他也走,张实芝停他也停,一直跟在后面。”

侦查员问她为什么不早点说。

新媳妇低下头,两只手绞在一起。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来:“我怕。那个男的之前在路上盯着我、追过我,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人。我怕他知道是我说的,以后报复我……”

杜佐亮后来亲自找这个新媳妇谈了一次。不是什么正式的谈话,就是坐在她家院子里,晒着太阳,像拉家常一样聊了一阵。他跟她讲张实芝被害的经过,讲她家里人哭得死去活来的样子,讲那个凶手可能还会继续害人。

新媳妇哭了一场,把那天看到的所有细节都说了出来。

她最后说的一句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侦查员都记了一辈子。

“我当时要是喊一声就好了。我跑得快,她没跑掉。”

没有人接这句话。

专案组手里攥着的画像越来越清晰了:二十七八岁,一米七左右,高平头,蓝上衣,浅绿裤子,胶鞋。有流氓习气,胆大妄为,身强力壮,熟悉屯岭村周围的地形。

第一个排查范围是屯岭村三组和四组的男性村民。三组和四组离分界沟最近,凶手要在雨雪天里把一个人拖拽几百米再埋掉,不可能从远处过来,必须就住在附近。

三百二十个适龄男子,一个一个过筛子。

筛到第五天,筛出了五个人。五个人都有疑点,但五个人都拿不出过硬的不在场证明,也拿不出过硬的犯罪证据。案件卡住了,不上不下,进退两难。

杜佐亮把桌子一拍:分兵两路。一路继续在屯岭村抠,另一路去调低、董庄、千桥、冯台四个村,一个村一个村地翻。

十天之后,两路人马碰了头。

四个村的一千八百七十四个适龄男子全部排查完毕,筛选出的八个重点对象全部排除了嫌疑。调低村的人嫌疑最大,可一个个查下来,没有一个人跟现场痕迹对得上。董庄村的人更不用说了,离案发现场至少两公里,当天经过案发现场的人里一个董庄村的都没有。

所有的箭头都指向一个地方——屯岭村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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