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0章 淤泥藏尸案：1985年湖北仙桃乡村女尸谜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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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新元和杨兴帮两名侦查员被安排驻守在屯岭村三组，不把三组翻个底朝天，不收兵。

这一查，查出事来了。

三组的村民在跟侦查员闲聊的时候，无意中提起一件事：“你们来的也好，我们村这几年出了不少怪事，撬门的、翻墙的、半夜摸进女人屋里的，好几起了。报了案也一直没破，村里年轻媳妇晚上都不敢一个人在家。”

杜新元一听，放下手里的本子，问：“具体说说，什么时候的事，什么人干的？”

“最早的是1981年吧。后来越来越多，都是对女人下手。有的半夜去撬门，有的白天在路上拦……”

杜新元和杨兴帮对视了一眼。

他们把三组这几年的报案记录调出来，一桩一桩地捋，发现了一个规律。

这些案子的作案手法高度相似——基本都是拦路劫持妇女，拖到偏僻的地方实施侮辱或强奸。其中一起案件里，受害人的裤子左缝被撕开了一尺多长。而张实芝的裤子，同样是左缝被撕开近一尺长。

不是巧合。是同一个人的作案习惯。

侦查员们在走访中，从一个叫陈某某的青年妇女那里，听到了一桩关键的事。

“1982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睡到半夜，听见门被踹开了。一个男的摸进来，我拼命反抗，抱住他不撒手，大声问他你是谁。他一慌，脱口而出说了一句‘我是普青’，然后就挣开我跑了。”

“普青”。

侦查员们在本子上记下这两个字的时候，脑子里同时转过一个名字——屯岭村三组有个男青年叫周浦清。“普青”和“浦清”，本地方言念出来，几乎一模一样。

专案组立刻把周浦清纳入了视线。二十四岁，未婚——后来是通过换亲的方式成的婚，因为家里有人得过麻风病，村里人忌讳，没有人家愿意把闺女嫁过来。他确实有一条浅绿色的裤子，和目击者描述的凶手特征对得上。

就在大家都觉得要收网的时候，杜新元拍了桌子：“先别动，核实他的作案时间。没有确凿证据就传讯，他要是真凶，打草惊蛇跑了怎么办？他要不是真凶，我们冤枉了好人以后怎么收场？”

接下来的几天，侦查员们不动声色地摸清了周浦清在2月26日的行踪。

周浦清那天全天在下厂村一个姓黄的人家里赌博。五六十个人在场，赌得热火朝天，他从上午坐到下午，输了钱还在牌桌上骂了几句。目击证人不止一个，是一群人。

不在场证明铁板一块。

可是，如果周浦清不是“普青”，那“普青”是谁？

“我是普青”这句话，是有人故意说了周浦清的名字，用来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个人在犯案的时候，脑子转得很快，知道怎么把水搅浑，知道怎么让警方去查一个无辜的人。

这个人不简单。

而更让专案组警觉的是——他为什么要报周浦清的名字？在昏暗的房间里，在受害人拼命抱住他的那一刻，他脱口而出的为什么是周浦清，而不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只有一个解释：他跟周浦清很熟。熟到在情急之下，周浦清的名字自然而然地跳进了他的脑子里。

熟到什么程度？熟到——可能就住在周浦清附近，可能天天跟周浦清打照面，可能是周浦清的邻居、牌友、或者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杜新元把三组的村子地图拿出来，用红笔把周浦清家的位置圈出来，然后以周浦清家为圆心，画了一个圈。

三组适龄男子的名单再一次被摊开。侦查员们一个一个地排查，一个一个地排除，最后目光落在了一个人身上。

周四溟。二十八岁。

六

周四溟在三组一直是个不起眼的存在。不高不矮，一米七整。不胖不瘦，身板结实。留着标准的高平头。结过婚，家庭条件一般，平时话不多，见人笑眯眯的，村里人提起他，大多说一句“还行吧”“没什么特别的”。

但他的履历里，有两个让人没法忽视的疑点。

第一个疑点，跟杨岗渔场有关。

杨岗渔场在道河区，是个规模不小的养殖场。1981年之前，渔场周边的治安一直不错，没出过什么像样的案件。那年周四溟去了渔场打工，干了十个月。就在这十个月里，渔场像被什么东西附了体一样，接连发生了多起撬门入室、侮辱妇女、强奸案件。作案手法、作案时间、作案对象的选取，都跟屯岭村这几年发生的系列案件如出一辙。

十个月后，周四溟从渔场辞了工，回了屯岭村。

渔场那边的案件，从此绝迹。

第二个疑点，跟屯岭村放电影的事有关。

八十年代初的农村，放电影是件大事。一块白布挂在打谷场上，发电机突突突地响起来，方圆几里的村民都会搬着凳子来看。专案组梳理三组历年来的流氓案件时，发现了一个极其诡异的规律——这些案件的案发时间，跟周四溟是否去看电影，有着精确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关联。

如果今晚村里放电影，周四溟没去看，那当晚或者第二天，三组必定会发生撬门、端门、妇女被骚扰的案件。

如果今晚放电影，周四溟去了，那当晚就平平安安，什么都不会发生。

杜新元把这个规律写在黑板上，退后两步看了半天，然后在周四溟的名字上重重画了一个圈。

新媳妇描述的那个凶手——二十七八岁，一米七，高平头，蓝上衣，浅绿裤，胶鞋——所有的体貌特征，周四溟全部符合。

但专案组不敢动。还差一样东西。

七

专案组对外放出风声：“屯岭村三组的排查工作已经结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消息传出去以后，三组的村民松了一口气，说公安查了这么久也没查出什么名堂，看来那个凶手八成不是咱们村的。警力开始从三组撤出，转到了四组和五组，摆出一副案件已经跟三组没什么关系的姿态。

周四溟也松了一口气。

他照常下地干活，照常跟邻居打招呼，照常笑眯眯地过他的日子。他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杜新元和杨兴帮的眼睛底下。

四月初，两个便衣侦查员以“进村找水喝”的名义，进了周四溟的家。

周四溟不在。侦查员端着茶缸子，跟周四溟的妻子寒暄了几句，目光不动声色地在屋里扫了一圈。堂屋不大，陈设简单，墙角堆着农具。侦查员一边喝水一边往里屋走，说是想看看房子格局——其实是在找一样东西。

在里屋的床底下，他们看见了那双鞋。

一双沾着泥渍的胶鞋。泥已经干透了，结成一块一块的硬壳，嵌在鞋底的纹路里。鞋底的纹路清晰可见——不是那种市面上常见的通用花纹，而是有一定磨损特征的独特纹路。

侦查员把茶水喝完了，道了谢，出了门。

走出一百多米远，确认四下无人，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了一句话。

“鞋底纹路，跟现场留下的划痕比对得上。”

另一个点了点头。

1985年4月6日，专案组决定收网。

侦查员们兵分四路，同时出现在周四溟家中和他父母、弟弟、妻子的住处。不是抓捕，是先核实——核实周四溟在正月初一到初十这十天里的活动轨迹。每个人分开问，互不通气，看看他说的话跟他家里人说的话能不能对得上。

周四溟面对侦查员的询问时，表现得很镇定。

“正月初七那天，我一整天都在家里睡觉。哪儿也没去，什么人也没见。”

侦查员不动声色地记下了他的话。

然后他们拿出了正月初七那天屯岭村发生聚众赌博的证据。就在周家仅隔五户之隔的地方，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五十多个人聚在一起赌钱。乌烟瘴气，吆五喝六，半个村子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而周四溟是个嗜赌如命的人。村里人都知道，哪家有牌局，他一定第一个到。五十多人的大赌局，他不可能不知道，更不可能不去。

他那天不在赌场里，不是因为他不想赌——是因为他根本不在村里。他在外面，在作案。

周四溟被依法传讯到派出所。传讯通知送到他手上的那一刻，他的反应不是惊愕，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掩饰不住的慌乱。他当着侦查员的面，快速脱下脚上那双已经穿了一整天的胶鞋，手忙脚乱地从床底下翻出一双破旧的棉鞋换上。

一个乡下人，出了事第一个动作不是穿鞋，而是换鞋。

侦查员看了一眼他换下来的那双胶鞋。

鞋底的纹路，跟一个多月前在分界沟东壁上提取到的那些划痕，一模一样。

“你的胶鞋呢？”侦查员问了一句。

周四溟的手开始发抖。从手指尖一直抖到肩膀，像被什么东西从身体里面往外掏。他的脸上没有了笑容，没有了血色，整张脸像一张白纸一样。嘴唇哆嗦了几下，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

审讯室里的灯照着他的脸。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口气又深又长，像是要把攒了二十八年的所有东西都吐出来。

“我说。”

八

周四溟交代的作案经过，跟专案组根据现场痕迹还原的轨迹几乎严丝合缝。

1985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初七，下午两点多。

周四溟去大柳湖堰附近看自家的责任田，走到渡口附近的时候，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年轻女人在路上走。他起了歹念，跟在后面追了一段路，追到渡口的时候那女人上了船，他没追上。

他没走。在渡口附近站了一会儿，抽了根烟，等着。渡口对面过来一个穿黄衣服的女人，二十来岁，一个人，身边没有别人。

他从路边的鱼棚里走出来，隔着一道沟跟在她后面。跟了大约二百米，到了那条土路和涧沟交叉的地方，他几步冲上去，从背后一把抱住了她。

张实芝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拖进了麦田里。她拼命挣扎，一边喊一边用手抓、用脚踢，泥土被蹬得到处都是，麦苗成片地倒伏。周四溟没想到这个女人力气这么大，险些被她挣脱，他从兜里摸出随身带的水果刀，一刀一刀地捅过去——不是要害，是胳膊、肩膀、大腿这些能让对方使不上劲的地方。

八刀。刀刀不见血都不深，但刀刀都让张实芝的力气从身体里流了出去。

她不再挣扎了。

周四溟实施了强奸。完事之后，他蹲在麦田里喘了几口气。张实芝躺在倒伏的麦苗上，还在喘气，还在发出细微的声音。

他怕了。怕她回去以后说出来，怕公安找到他。

他把张实芝从麦田里拖了出来，穿过那条小涧沟，拖进分界沟里。他把她的头按进水里，按进淤泥里，按到她连气泡都不再冒了，按到她的肺里灌满了泥水和沙子，按到她再也不动了。

然后他开始挖泥。胶鞋在淤泥里使不上劲，干脆把鞋脱了扔在一边，赤着脚站在冰冷的水里，用双手一捧一捧地挖起沟底的黑色淤泥，盖在张实芝的身上，盖得严严实实，盖到从水面上看什么都看不出来。

他赤着脚从水沟西壁上岸，在岸边的草上蹭了蹭脚上的泥，穿上胶鞋，走了。

他以为没人会发现。

审讯还在继续。周四溟的心理防线彻底垮了，像一堵墙一样整面整面地倒下去。他又交代了1981年到1984年之间，在屯岭村和杨岗渔场先后对九名妇女实施侮辱、强奸的系列犯罪。每一起案件的细节他都记得很清楚——时间、地点、对方穿的衣服、说了什么话、用了什么手段。

其中就包括1982年8月那次入室强奸未遂。他在黑暗中被人抱住，慌乱中脱口而出“我是普青”的那一次。

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说了周浦清的名字。可能就是脑子一热，周浦清跟他是邻居，从小一块儿长大，那个名字就在嘴边，顺嘴就出来了。

审讯室的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记录员换了三支圆珠笔芯。周四溟说了整整一夜。

尾声

侦查员们根据周四溟的供述，在他指认的地点找到了那把水果刀，锈迹斑斑，刀刃上还残留着洗不掉的暗色痕迹。那双作案时穿的胶鞋、那件蓝色的上衣、那条浅绿色的裤子，一件不少，全部起获。物证、人证、口供，环环相扣，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1985年8月，距离案发整整六个月的时候，周四溟被依法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消息传回屯岭村的那天，三组的村民们站在村口议论了好一阵。有人说周四溟平时看着挺老实的，真是人不可貌相。有人说难怪那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出门，还以为是去干活。还有人小声提了一句——他老婆后来带着孩子改嫁了，去了外县，再也没有回来过。

没有人再提起张实芝的名字。

但每年正月里，调低村的老人路过那条土路的时候，还是会停下来站一会儿，望着那片麦田和那条沟，叹一口气，然后继续赶路。

杜新元后来调离了沔阳县公安局。很多年以后有人问起这桩案子，他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个新媳妇说，她当时要是喊一声就好了。这句话我记了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