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血涂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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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秀转头看着嘉宏。晨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皮肤在阳光下几乎是透明的，你可以看到她皮肤底下的——不是血管，不是骨骼，而是一种流动的、淡金色的光。那是暗河残留在她体内的能量，还是她魂魄本身的颜色？嘉宏不知道。但他觉得她很美。比1984年在台北车站看到她的时候还美。

“阿宏。”

“嗯？”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嘉宏想了想。他想到林志远，想到那间在士林的雅房，想到那张铺着灰色床单的单人床，想到那个已经不在的、装着头发的平安符。那些东西不属於他。那些东西属於“复制品陈嘉宏”。而现在，复制品陈嘉宏已经不存在了。他现在是什麽？他不知道。他是一个从暗河里逃出来的魂魄，附在一具——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一具看起来还是很正常的、有血有肉的、会痛会饿会累的身体上。

这具身体是河眼造的。但现在河眼关闭了，这具身体应该要消失才对。但它没有消失。它还在这里。它还在呼吸。它的心还在跳。

“我不知道。”他很诚实地说，“但我们先去吃早餐好不好？”

“吃什麽？”

“培根蛋饼加起司。大冰奶去冰。”

秀秀愣了一下。然後她笑了。那种笑，是1984年5月28日早上七点，在台北车站，她看到他的时候，露出的那种笑。眼睛眯成两条线，露出两颗小虎牙。

“你还记得。”

“我什麽都不记得了，”嘉宏说，“但这个我记得。你喝我的冰奶茶，说太甜了，然後又喝了一口。”

“你那个时候的脸色超好笑的，”秀秀说，“你以为我要把你的饮料喝光。”

“因为你每次都这样。”

“因为你的饮料比较好喝。”

他们走进巷子里的一家早餐店。早餐店不大，大概只有五坪，墙上贴着手写的菜单，字迹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的字。一个阿婆站在煎台後面，正在翻蛋饼。她的动作很慢，但很熟练，每一铲都翻得恰到好处。

“两份培根蛋饼加起司，”嘉宏说，“两杯大冰奶，一杯去冰。”

阿婆抬起头，看了嘉宏一眼，又看了秀秀一眼。她的目光在秀秀身上停了一下，然後移开了。她没有说什麽，只是点了点头，继续翻她的蛋饼。

嘉宏和秀秀坐在早餐店门口的塑胶椅子上。桌子是那种红色的塑胶桌，桌面上印着可口可乐的logo，边角磨损得发白。阳光从骑楼的缝隙里斜斜地照进来，照在秀秀的白色洋装上，那件洋装在阳光下不再是透明的了——它变成了实体的、有重量的、会反光的布料。

嘉宏盯着那件洋装看了很久。

“你在看什麽？”秀秀问。

“你的洋装，”嘉宏说，“变实了。”

秀秀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洋装，伸手摸了摸。“真的欸。摸起来像真的布了。”

“你也是。你摸起来不像冰的了。”

“你摸过我？”

“刚刚牵手的时候摸的。”

“喔。”秀秀的脸红了一下。魂魄会脸红吗？会的。至少秀秀会。她的脸颊上浮起两团淡淡的粉红色，像春天刚开的樱花。

阿婆把蛋饼和奶茶端过来了。蛋饼煎得恰恰好的，表皮金黄酥脆，里面的培根和起司融在一起，用筷子夹起来的时候会拉出长长的丝。大冰奶是用那种老式的泡沫红茶杯装的，杯身上印着“永和豆浆”四个字，杯口用封膜机封住，吸管插下去的时候，封膜发出“啵”的一声。

秀秀吸了一口大冰奶，眼睛亮了起来。

“好喝。”

“比1984年的好喝？”

“不一样。1984年的比较甜。这个比较奶。”

“你喜欢哪个？”

“都喜欢。”

他们安静地吃完了早餐。没有再说话。不需要说话。阳光越来越亮，街道上的声音越来越多，台北的早晨在他们周围慢慢地、喧嚣地、充满生命力地展开。

嘉宏吃完最後一口蛋饼，用卫生纸擦了擦嘴，把手机拿出来。他打开和林志远的聊天记录，打了一行字：「蛋饼好吃。比烧肉粽好吃。烧肉粽太油了。」

过了大概三十秒，林志远回了一条语音讯息。嘉宏点开来，听到林志远那沙哑的、带着浓浓睡意的、像是在医院候诊室里压低声音录的声音：

“你他妈的吃完蛋饼不付钱是不是？阿婆有没有跟你要钱？你现在是鬼欸，鬼吃东西要付钱吗？你用的钱是冥纸吗？阿婆收到冥纸会不会很困扰？你跟我讲清楚，不然我帮你付，我他妈的不想以後被阿婆的孙子追着讨阴间债。”

嘉宏笑出了声。他回了一条语音：“我付了。用你上次放在我桌上的那张一百块付的。”

“干！那是我要买游戏点数的！”

“你游戏点数有比我的蛋饼重要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然後林志远回了一句，语气突然变得很柔软，柔软到不像他：“有啦。你的蛋饼比较重要啦。靠北，你害我讲这种恶心的话，我要去挂急诊了。不是手，是胃。太恶心了，我的胃在翻搅。”

嘉宏把手机收起来，看着秀秀。秀秀也在看他。晨光中，她的眼睛是深棕色的，瞳孔里映出他的脸——一张普通的、二十五岁的、没什麽特别的男生的脸。但那张脸上有一种他从未在自己脸上见过的东西——平静。不是那种“假装没事”的平静，而是真正的、从骨子里渗出来的、像湖水一样的平静。

“我们接下来要住哪里？”秀秀问。

嘉宏想了想。他不能回士林的那间雅房了。那间房间是“复制品陈嘉宏”租的，房租缴到月底。但他现在不是复制品了——或者说，复制品和原版在他身上融合了。他同时是1984年死去的陈嘉宏，也是2026年跑外送的陈嘉宏。他是同一个人，只是时间在他身上打了个结。

“我们去住旅馆。”他说。

“有钱吗？”

“没有。”

“那怎麽住？”

嘉宏想了一下，然後笑了。“我们去住昭和大厦。”

秀秀瞪大眼睛。“你疯了？”

“六楼之五。那间房间。我1984年租的。房租缴了四十二年。不住白不住。”

秀秀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後她也笑了。那种笑，是那种“你这个疯子但我也是”的笑。

“好，”她说，“但你要先把房间打扫乾净。四十二没人住，一定积了很多灰尘。”

“你帮我。”

“不要。我是女生，我不做粗活的。”

“你1984年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

“1984年是1984年，现在是现在。”

“有什麽不一样？”

“我老了四十二岁啊。虽然我看起来还是二十三。但我心态已经六十五了。我是阿嬷了。你要让阿嬷打扫吗？”

嘉宏看着她那张二十三岁的脸，想着她嘴里说的“我是阿嬷”，突然觉得这一切荒谬到了极点。一个二十三岁的阿嬷。一个死了四十二年的未婚妻。一个只剩一半灵魂的死党。一个在暗河底部卖烧肉粽的守门人。和一栋底下有条暗河的、死了几十个人的、被称为台北第一凶宅的大楼。

而他们要搬回去住。

“走吧，”他站起来，伸出手，“回家。”

秀秀握住他的手。她的手不再冰凉了。在九月台北的晨光中，她的手是温暖的。不是那种“热”的温暖，而是那种刚刚好的、像被太阳晒过的被子一样的温暖。

他们走回昭和大厦。走进一楼大厅。走过那面全身镜。镜子里映出两个人的倒影——一个穿橘色外送制服的男生，和一个穿白色洋装的女生。他们的手牵在一起，他们的笑容在镜子里清清楚楚地、没有任何扭曲地、像任何一对普通情侣一样地被反射了出来。

嘉宏在镜子前停了一下。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是一张陌生的脸——不是因为他长得不一样了，而是因为他看自己的方式不一样了。以前他看镜子，看到的是“陈嘉宏，二十五岁，外送员”。现在他看镜子，看到的是“陈嘉宏，死了四十二年，活了二十五年的复制品，从暗河里逃出来的魂魄，一个没有未来的人”。

但镜子里的那张脸在笑。

不是苦笑，不是傻笑，不是那种“我已经放弃了”的笑。而是一种很安静的、很笃定的、像是在说“没关系”的笑。

他转头看着秀秀。秀秀也在看镜子。她看到的是什麽？他看到的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穿着白色洋装，站在一个二十五岁的男孩旁边。他们看起来像一对普通的情侣，刚吃完早餐，正要回家。

没有人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死了。

没有人需要看得出来。

“阿宏。”

“嗯？”

“你以後还要跑外送吗？”

嘉宏想了想。“应该会吧。总要赚钱。房租虽然不用缴，但还是要吃饭。”

“你一个鬼跑什麽外送？客人收到餐发现是鬼送的，不会吓死吗？”

“我又不会跟他们说我是鬼。我按门铃，放门口，走人。谁知道我是谁。”

“可是你没有灵魂欸。外送平台不是要实名认证吗？你怎麽认证？”

“我有人头帐户啊。志远的。”

“林志远知道吗？”

“不知道。我用他的身分证字号注册的。他上次办信用卡的时候把资料留在桌上，我偷拍的。”

秀秀沉默了三秒。然後她说了一句让嘉宏笑到岔气的话：“你果然是鬼。只有鬼才会做这种事。”

他们走进楼梯间。楼梯间的灯亮了——不是那种半死不活的日光灯，而是崭新的、白色的、亮得像白天一样的LED灯。墙壁上的红色喷漆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白色油漆。楼梯扶手重新上过漆，摸起来光滑平整，不再生锈。

整栋楼好像在一夜之间翻新了。

不是翻新。是被释放了。

河眼关闭之後，那些困在暗河里的秽阴慢慢地消散了。没有了秽阴的侵蚀，这栋楼开始恢复它原本的样子。它还是一栋老旧的大楼，但不再是那种“被诅咒”的老旧。它只是一栋普通的、上了年纪的、需要拉皮的公寓大楼。

他们爬上六楼。六楼的走廊也变了——日光灯全换成了LED灯，走廊亮得像白天。那些虚掩的铁门全部关上了，门上的门牌号码换成了新的，金色的字在白色的灯光下闪闪发亮。走廊里的杂物被清空了，地面拖得乾乾净净，白色瓷砖在灯光下反着光。

六楼之五的门是关着的。但门上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迹娟秀，像女孩子写的：

「欢迎回家。不用敲门，直接进来。钥匙在门框上面。」

嘉宏伸手摸了摸门框的上方。果然摸到一把钥匙。铁制的，生了锈，但还能用。他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一下——咔哒一声，门开了。

门後的房间，和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六坪左右，磨石子地砖，一张单人床靠墙放着，灰色的床单，枕头旁边放着一个行天宫的平安符——红色的锦囊，金漆字迹。窗户上挂着米白色的窗帘，窗帘半开，窗外的光线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长方形的光斑。一张书桌靠窗放着，书桌上放着一台老式的桌上型电脑——CRT萤幕的那种，厚得像一块砖头，萤幕上积了一层灰。

电脑旁边是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里是一对年轻男女。男的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女的穿着一件白色的洋装。他们站在一栋大楼前面，笑得很开心。男的搂着女的腰，女的靠着男的肩膀。

大楼的正门上方，挂着一块招牌——“时代大饭店”。

嘉宏拿起那个相框，看了很久。

“这张照片，”秀秀走到他身边，“是谁拍的？”

“不知道。路人吧。”

“路人拍得这麽好？”

“可能是因为我们长得好。”

秀秀笑了。她接过相框，用手指摸了摸照片上那两个年轻人的脸。她的手指在玻璃表面滑过，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阿宏。”

“嗯？”

“我们再拍一张好不好？”

“拍什麽？”

“合照。就在这里。同一个角度。同一个姿势。”

嘉宏看了看房间，又看了看相框里的照片。房间里的摆设几乎没变——书桌还在，电脑还在，窗帘还是米白色的。窗外的光线也和那张照片里差不多——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把整个房间染成金黄色。

“好，”他说，“但我们没有相机。”

秀秀从白色洋装的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机。不是她之前那支粉红色的掀盖机，而是一支智慧型手机——iPhone，金色的，最新的型号。她在嘉宏面前晃了晃，“我有。”

“你哪来的手机？”

“林有福给我的。他说这是‘守门人福利’。每年一支新的iPhone。但他不会用，就给我了。”

嘉宏看着那支iPhone，想着林有福那双没有瞳孔的眼睛和那双煮过头鱼眼一样的眼睛，想像他拿着一支金色的iPhone在暗河底部自拍的画面，突然觉得那个画面既荒谬又可爱。

“来，”秀秀举起手机，把镜头对准他们两个人，“笑一个。”

嘉宏搂住秀秀的腰。秀秀靠着他的肩膀。他们对着镜头笑了。

不是1984年那种“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未来”的笑。也不是2026年那种“我们死了四十二年、我们从暗河里逃出来了”的笑。而是一种更简单的、更纯粹的、像“我们刚吃完早餐、我们回家了、我们很好”的笑。

秀秀按下了快门。

咔嚓。

手机萤幕上出现了一张照片。一对年轻男女，站在一个六坪大的房间里，站在一张书桌前面，站在一片金黄色的阳光中。男的穿着橘色的外送制服，女的穿着白色的洋装。他们笑得很开心，眼睛里有光。

那光，不是暗河的绿光，不是石碑的金光，不是土地公庙的红光。

是真正的、属於这个世界的、从窗户外面照进来的、九月的午後阳光。

“好看吗？”秀秀问。

嘉宏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好看。”他说。“比1984年的那张好看。”

“为什麽？”

“因为这张照片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谁了。”

秀秀把手机收起来，踮起脚尖，在嘉宏的脸颊上亲了一下。那是一个很轻的、很短暂的、像蝴蝶停在花瓣上又飞走的吻。但嘉宏感觉到了。那股温暖从他的脸颊蔓延到全身，像有人在他的血管里倒进了一杯热巧克力。

“走吧，”秀秀说，“我们去打扫。这间房间四十二年没人住，灰尘厚得可以种菜了。”

“你不是说你是阿嬷，不做粗活的吗？”

“我改变主意了。我是二十三岁的阿嬷。二十三岁的阿嬷还是可以做粗活的。”

“你到底是阿嬷还是二十三岁？”

“都是。我是二十三岁的阿嬷。你有意见吗？”

嘉宏举起双手投降。“没有没有。你说了算。”

他们开始打扫房间。秀秀负责擦桌子、擦窗户、擦电脑萤幕。嘉宏负责扫地、拖地、换床单。他们一边打扫一边聊天，聊1984年的事，聊2026年的事，聊林志远的蛋饼，聊林有福的烧肉粽，聊那条暗河，聊那块石碑，聊那些他们在暗河底部看到的、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景象。

嘉宏换床单的时候，在枕头

一张纸。

纸已经泛黄发脆，边缘卷曲，折成了四方形。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张纸，纸上写着一段话。字迹是他的——1984年的他的。

「秀秀：如果你看到这张纸，表示我已经下去买早餐了。培根蛋饼加起司，大冰奶去冰，对不对？你在房间等我，我二十分钟就回来。不要乱跑。不要开门给陌生人。不要跟楼下那个卖玉兰花的阿婆聊天，她上次卖给你的玉兰花一朵五十块，太贵了。等我回来。阿宏。」

嘉宏读完那张纸，笑了。他把纸折好，放进自己的口袋。

秀秀正在擦窗户，转头看他。“你笑什麽？”

“没什麽。”嘉宏说，“我只是在想，1984年的我，真的下去买早餐了。”

“然後呢？”

“然後就没有回来了。”

秀秀放下抹布，走过来，站在他面前。她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她的手指在他的脸颊上停留了很久，像是在确认什麽。

“但你现在回来了。”她说。

“嗯。”

“那就够了。”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午後的台北，天空很蓝，云很白，新生高架桥上的车流很顺畅。昭和大厦的六楼之五，窗户打开了，风吹进来，吹动了米白色的窗帘。窗帘在风中飘动，像一面白色的旗帜，像是在对这个世界说——

我们在这里。

我们还活着。

虽然我们已经死了。

但我们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