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8章 贪腐网络的全线崩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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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副厅长认罪的次日,专案组在省城与北京同时召开了连续两场会议。
第一场是内部案件会商,第二场是向中纪委主要领导汇报案情的专报会。
两场会开下来,所有参会人员都意识到一个问题:郭副厅长供出的犯罪网络,比之前预想的要大得多。
他不仅仅是一个自己在课题经费上动手脚的腐败分子。
他在省扶贫系统经营多年,以“业务指导”和“课题合作”的名义,培养出了一整条腐败链条——从省里的审批岗位,到市里的项目对接人,再到县里负责具体执行和账目平账的角色。
每个层级都有他的“门生”,每个人都被他以同样的方式教导:怎么在合法合规的表象下,把扶贫资金挪到指定账户里。
省里制定玩法,市里负责关节周旋,县里负责签字。
三层结构,环环相扣。
像一台被精心调试过的机器,运转了多年,几乎没有出过故障。
直到江辰从张某那一千多页的银行流水中,撕开了第一道口子。
“郭副厅长供出的涉案人员名单,目前初步统计有四十三人。”
江辰在中纪委的汇报会上站在投影幕布前,用激光笔逐一标注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关系图。
“遍布全省多个市县。职位最高的是郭副厅长本人,最低的是几个贫困乡的财政所长。涉及的金额,截止到目前保守估算,超过两亿元。”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长条桌两侧是中纪委的主要领导和专案组核心成员,议长通过加密视频远程参会。
“两亿,”议长的声音从音箱里传出来,低沉而有力,“这仅仅是初步估算?”
“是的。随着后续审讯和账目审计的深入,这个数字大概率还会增加。”
江辰切换投影画面,放出一组对比照片——一边是一所山村小学破旧的校舍和孩子们在露天吃饭的场景,另一边是被追回的成捆现金堆在银行点钞机前的画面。
“我们初步追回的被侵吞资金已经超过一个多亿。这些钱,按当地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估算,可以建几十所标准化小学,或者修几百公里村级水泥路,或者为几万名贫困学生发放数年的助学补助。”
议长沉默了几秒后开口,声音比刚才更慢,也更重。
“这些钱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每一分每一厘,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都是国家从其他地方挤出来给最困难群众的救命钱。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条贪腐链条上的每一个人,都绳之以法。不论涉及到谁,不论职位高低,不论功过是非——查出一个,处理一个。”
“明白。”江辰回答。
汇报会结束后,赵国栋在走廊里截住了江辰。
“议长刚才的语气,你听到了吧?这件案子已经从省里升格为全国的典型案件。接下来的工作量会非常大——审讯、取证、追赃、移送司法机关,每一步都不能出差错。”
赵国栋摘下老花镜,用袖口慢慢地擦着镜片。
“你的“证据链构建”技能在这个阶段是最关键的。四十三个人的涉案网络,每个人的犯罪事实、证据链条、资金走向,都要整理成完整闭环的案卷。少一环都不行。”
“我知道。”
江辰把已经初步草拟的任务分配清单递给他。
“我已经按层级和地域把涉案人员分成了三个大组。省厅层面由老刘带队,市县层面分成两队同步推进。外围取证和银行流水比对的工作我会亲自盯着。”
赵国栋看着那份清单,字迹紧凑但并不潦草,每一组后面都注明了案件编号和需要衔接的执法单位。
他带了几十年的队伍,一眼就能看出这不是那种开完会就急着找人分担的主。
“你不睡觉的吗?”老赵只问了这么一句。
“睡。等这些案卷全部移交检察院之后,睡他三天。”
赵国栋把清单收进怀里,合上眼镜腿。
“行,那就开工。”
接下来的数周里,专案组在全省范围内同步收网。
第一批被带走的是郭副厅长直接联系的三名“课题代理人”——分别来自该省三个不同地级市的扶贫办主任。
这三个人在被审讯时表现各异,但最终的反应出奇一致。
最早被带走的那个扶贫办主任坐下来的第一句话是“我要请律师”。
江辰把郭副厅长在审讯室签认罪书的照片放在桌上之后,他沉默了将近十分钟,然后交代了自己经手的每一笔课题经费的去向。
第二个扶贫办主任是个女的,姓马,五十出头,在任上干了好几年。
她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哭,不是那种嚎啕大哭,而是一直不停地流眼泪,边哭边说“上面让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以为那就是正常的”。
审讯人员递给她纸巾的时候,她用纸捂住脸,肩膀抖了很久,然后用沙哑的声音说出了三个空壳公司的名字和两笔存放在城中村出租屋衣柜里的现金。
第三个扶贫办主任态度最硬。
他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跟郭副厅长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你们查不出什么的。”
江辰没有跟他多费口舌,只是把他的手机通话记录和某笔“农村集体经济创新课题”拨款时间线同时打开,在同一屏幕上逐条对齐给他自己看。
他盯着屏幕上的红色匹配线看了大概半分钟,然后摘下眼镜轻轻放在桌角,说了一句:“那我交代。”
这三个人开口之后,剩下的事情就变成了多米诺骨牌。
市里交代县里,县里交代乡镇,乡镇交代村。
每一个落网的人都在审讯椅上重复着同样的话术——“上面让我这么做的”“我以为这是常规操作”“大家都这样”——然后在这些话术被铁证逐一击碎之后,交代出下一个名字,下一个账户,下一个藏匿现金的地点。
负责追赃的同志最辛苦。
根据涉案人员指认,被侵吞的扶贫资金有相当一部分以现金形式藏匿在各地。
有的藏在老家屋檐下的墙洞里,有的藏在小舅子汽修厂杂物间的轮胎堆底下,有一个乡镇扶贫干事居然把几百万元现金装在编织袋里,埋在自家菜地的地窖里。
追赃人员挥着铲子挖到第五个编织袋时,旁边围观的村民们已经拍起了短视频——在他们这个村子,当年应到户的扶贫猪仔费就是在这儿少了十好几户。
江辰统筹着三条人证、资金、数字记录同步推进的线索链。
几乎每次新打开一个涉案人员的流水,都能找出与其他几人所涉项目在时间上毗连、在账号上照应的痕印。
他在某县财政局地下仓库翻找被故意混放在废旧账册里的凭证时,指尖戳进一本连封面都开裂的付款申请单,抽出那个纸张时远处正有人把刚被追回的一行李箱现金存入贴封的银行保管箱。
最触动他的,是各县级查账小组在他面前回传的一叠老式付款存根——那种印着“贫字第××号”的旧铅字本。
他们分得最散,却每一项都对应着同一套被郭副厅长框进“课题经费”表的目录。
申请单上填的“受益农户”名字和课题结项书上已经标准化排版的名字排列顺序多处雷同,甚至有笔误一致的地方。
而当时的会计随手在备注里写了一句夹方言的小字:“这户前年已外出打工,他没收到肥猪苗。”
江辰把这张申请单拷贝进了庭审预备卷的电子附件。
此后连续几周,专案组结案节奏加快。
主案卷、资金链附件、电子数据固定报告逐步移交给检察院准备提起公诉。
老刘负责整理的附件目录厚度惊人,赵主任签字时翻了翻附件编号,发现里面还夹着一张不起眼的财务复核单。
复核单是江辰几个月前与农信社核对到深夜后亲笔加签的,确认那笔被分割成几十份“稿费”的支出可以追溯至某山村教学点被砍掉食堂翻修费的同一财年科目。
赵国栋看了看,没进目录自动归档,而是特意嘱咐档案室的年轻人把它放在证据清单最后一页的前面。
其间收到一个消息:省扶贫办接上级通知,对郭副厅长时期所有课题经费项目启动自查,暂停新的县级课题申报。
江辰在食堂听到这则公告时正用勺子舀着米粥,对面老刘说这几周已经有超过十名基层干部主动走进地方纪检委说明问题。
冻结和追缴的资金开始分批退入省级扶贫专用账户。
第一笔返还的款项到达该国家级贫困县财政局的当天下午,银行对账单打印出来时经办柜员还以为金额印错了——那数字比这个县前两年产业扶贫总和还多出一截。
县财政局负责复核的小姑娘看着余额表,转头对同事说:“这笔钱可以补上前年停掉的那个食堂改造。”
专案组没有安排专门的下乡仪式。
江辰和几名同事开着两辆没任何执法标识的旧轿车,沿着那条刚修了一半的县道在山间绕来拐去,进到他们从案卷里读熟了名字的那个山村。
村子不大,四五十户人家,房屋散落在山坳里。
学校在教学楼侧面的平房里,食堂改造刚动几天——新水泥还没干,地基边堆着几袋石灰和沙包。
最显眼的是一排摆在临时遮阳棚没卷走。
江辰他们本来不打算惊动任何人,把后续拨款落实的文件交给校长就走。
但当遮阳棚下一个正在吃饭的孩子认出他帽檐下那双眼睛时,整个食堂的嘈杂声只停了一拍。
紧接着,一双双筷子几乎同时放下了。
孩子们涌过来围成一圈,有喊“江叔叔”的,有喊“江老师”的,还有人认别的名字:“你是把张县官抓走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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