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7章 胶水与燃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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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温得和克。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卡图图拉township的铁皮屋顶缝隙，照在十五岁的坦杜维·卡桑达脸上。他的眼睛还没睁开，手已经习惯性地伸向床垫——不，不是床垫，是地上那块发臭的泡沫塑料——底下藏着的那瓶东西。

工业胶水。

坦杜维的手指触到了冰冷的塑料瓶身，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瓶子里还有大约两厘米深的透明液体，稠得像糖浆，气味刺鼻得像地狱的呼吸。但这气息对他而言，比母亲曾经做的炖羊肉的香味更诱人。

他拧开瓶盖，将整个鼻子塞进瓶口，深吸一口。

一瞬间，世界变了。

铁皮屋顶消失了，尿骚味的毯子消失了，卡图图拉那片被政府遗忘的贫民窟消失了。坦杜维漂浮在云端，脑袋轻得像气球，身体重得像铅块。耳边有嗡嗡的声音，像是蜜蜂，又像是天使在唱歌。

这是他的天堂。

他的地狱，在两个小时后才会开始。

工业胶水，在纳米比亚的街头有一个响亮的绰号：“鳄鱼”。

这个名字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因为吸食胶水后，人走路的姿势像鳄鱼——四肢僵硬、摇摇晃晃、贴着地面移动。另一种说法更为残忍：吸食胶水的人最终会像被鳄鱼袭击过一样面目全非。

在卡图图拉，买一瓶“鳄鱼”比买一瓶可口可乐更容易。

街角那个用木板搭的小卖部，老板娘玛丽亚的货架纳米比亚元。这个价格，任何一个孩子都能从垃圾桶里翻出几个易拉罐去换到。

坦杜维第一次吸胶水，是两年前，十三岁。

那时候他还在街头擦鞋，每天能赚二十块。大部分钱要给母亲——她在一户白人家里当佣人，一个月只挣一千五，要养活坦杜维和他的三个弟弟妹妹。剩下的几块钱，坦杜维会买一块面包，或者一瓶芬达。

有一天，他看见几个大孩子蹲在巷子里，围着一个塑料袋，轮流把脸埋进去。

“你们在干什么？”

大孩子里领头的是一个叫“瘦子”的十七岁少年，浑身只有骨头和眼睛。他抬起头，眼睛红得像兔子，嘴巴咧开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来，小兄弟，试一口。”

坦杜维犹豫了一下，把脸凑近塑料袋。里面散发出的气味让他本能地想退缩——那是一种化学制品的刺鼻气味，像医院消毒水、像油漆稀释剂、像死亡。

但他还是吸了。

第一口，呛得他眼泪直流，蹲在地上咳了半分钟。

第二口，呛咳减轻了，头开始发晕。

第三口，世界开始旋转，颜色变得鲜艳，声音变得遥远。他感到自己飘了起来，所有的饥饿、寒冷、恐惧都消失了。

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他就蹲在那条巷子里，和那些大孩子一起，吸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他的妈妈在警局找到了他。他蜷缩在拘留室的角落里，浑身发抖，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嘴里还在念叨着“再来一口”。

母亲打了他一巴掌，然后抱着他哭了。

那是两年、一百多次“一巴掌”和“抱着哭”之前的事了。

根据纳米比亚药物滥用调查，温得和克街头约有超过八千名街头儿童定期吸食工业胶水。这还只是官方数字——真实数字可能是三倍、五倍，甚至十倍。

而在整个纳米比亚，吸食胶水的儿童和青少年数量，保守估计超过三万人。

这个国家或许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口。

“这不是一个健康问题。”温得和克中央医院的神经科医生恩加拉·穆雄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场被忽视的种族灭绝。”

工业胶水中的主要致幻成分是甲苯。甲苯是一种有机溶剂，能迅速通过血脑屏障，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抑制作用，造成类似酒精中毒的兴奋和幻觉。短期内，吸食者会感到欣快、放松、失去痛觉。长期吸食，甲苯会溶解大脑的髓鞘——那是包裹神经纤维的脂肪层，如同电线的绝缘层。髓鞘被破坏后，神经信号就会短路，大脑开始萎缩。

永不停止的头痛。

手脚颤抖，无法控制。

视力模糊，最终失明。

听力下降，最终耳聋。

平衡失调，走路像踩在棉花上。

记忆力丧失，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

最终，大脑变成一团浆糊。

“一个吸食胶水的儿童，如果连续吸食六个月，百分之九十会留下不可逆的脑损伤。”穆雄医生说，“如果持续一年以上，死亡率超过百分之五十。死因可能是器官衰竭，也可能是意外——从高处坠落、被车撞、在睡梦中窒息。”

但坦杜维不知道这些。即使知道，他也不会在乎。

因为在卡图图拉，死亡不是一个新闻，而是一个日常。

穿越国境线，向南四百公里，就到了博茨瓦纳的首都哈博罗内。

博茨瓦纳是非洲最稳定的国家之一，拥有丰富的钻石资源，人均GDP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名列前茅。但哈博罗内市中心的十字路口，每到傍晚，总会聚集一群面色灰白、双眼通红、浑身散发着刺鼻气味的年轻人。他们不偷不抢，不喊不叫，只是像鬼魂一样蹲在路边，对着塑料袋深深吸气。

他们是“胶水一代”。

在博茨瓦纳，工业胶水的吸食方式有一个本土化的变种：将胶水倒在塑料袋里，扎紧袋口，等挥发物积聚到一定浓度，再将脸埋进去。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效率高”——一次性吸入的甲苯浓度更高，致幻效果更强。缺点是更容易猝死。

在弗朗西斯敦，一座位于博茨瓦纳东部的矿业城镇，胶水吸食的流行程度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据当地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调查，弗朗西斯敦十五岁以下的街头儿童中，超过百分之八十有过吸食胶水的经历。其中近一半是“日常使用者”，即每天至少吸食一次。

十六岁的凯博吸收食胶水三年了。他的故事和坦杜维如出一辙：父亲酗酒，母亲跑了，他跟着祖母长大，十一岁上街乞讨，十三岁被“朋友”介绍吸胶水。

“第一次吸的时候，我想吐，头晕，很难受。”凯博西说，他的眼睛在说话时不断眨动，视线无法聚焦，是典型的甲苯中毒症状，“但然后……然后我感觉很好。我的祖母不骂我了，我父亲不打我了，我肚子不饿了。一切都很美好。”

“什么是最美好的感觉？”

“最美好的感觉是……我不知道我是谁。”他歪着头想了很久，“我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不需要为我做过的任何事情感到羞耻。我不用去想我偷了谁的钱包，不用去想我在垃圾桶里找食物吃。”

对他来说，自我遗忘是最好的止痛药。

津巴布韦，哈拉雷。

在这座曾经被称为“非洲巴黎”的城市，一种比工业胶水更加危险的“毒品”正在肆虐——航空燃油。

航空燃油，学名JetA-1，是一种煤油基的喷气发动机燃料。它的主要成分是碳氢化合物，含有高浓度的苯、甲苯、乙苯、二甲苯等芳香烃。吸入航空燃油蒸气，会迅速产生比工业胶水更强烈的兴奋和幻觉效果——持续时间更长，对大脑的破坏也更深。

在哈拉雷的姆巴雷贫民区，航空燃油被称为“钛”。

“钛”的来源是一个谜。津巴布韦不是产油国，哈拉雷国际机场的航班也远不如二十年前频繁。但“钛”从不缺货。有传言说，某个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商人从莫桑比克的贝拉港走私航空燃油，通过公路运到哈拉雷，然后分装成小瓶在街头出售。每瓶售价一美元——对多数津巴布韦人来说是昂贵的，但对那些把“钛”当作生命必需品的吸食者来说，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凑够这笔钱。

二十岁的塔万达·穆塔萨吸食“钛”已经四年了。他曾经是一个有前途的足球运动员，代表哈拉雷省参加过全国青年锦标赛。十六岁那年，他在一次训练中膝盖受伤，球队把他踢出来，他再也找不到其他俱乐部接收他。

他开始喝酒，然后是印度大麻，然后是甲基苯丙胺——津巴布韦人称其为“多米”或“疯狂药”。最后，他遇到了“钛”。

“第一次吸‘钛’，我坐在一辆报废的公交车顶上。”塔万达说，“我感觉自己坐在飞机上。我不是在哈拉雷，我在云层上面。我可以看到整个城市，整个国家，整个世界。”

他开始大笑，笑声尖锐而刺耳，让人想起铁钉在玻璃上划过的声音。

“然后我感觉自己从飞机上掉下来。”他突然收住笑容，表情变得茫然，“我摔到了地上，摔碎了。我感觉我的骨头一根一根地断掉。我能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

“那是幻觉吗？”

“我不知道。”他摇摇头，“也许是真的。也许那之后的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原来的我，摔死了。”

现在的塔万达，体重只有四十公斤，瘦得像一具会行走的骷髅。他的牙齿几乎掉光了，牙龈发黑，嘴唇上布满了干裂的血口。他的双手不停颤抖，连一瓶水都拿不稳。他的记忆力严重衰退，有时连自己的名字都要想很久。

但他仍然每天吸“钛”。

马拉维，利隆圭。

在这个被称为“非洲温暖之心”的国家，一种更为原始的“胶水文化”正在吞噬一代人的未来。

马拉维的工业胶水不来自南非，而来自北方。在利隆圭的旧货市场，可以买到各种包装的工业胶水，品牌和来源地五花八门——有些来自东方的化工厂，有些则来自马拉维本土的印刷厂和制鞋厂。这些胶水被分装到小塑料袋里，每袋售价约合人民币两块钱。

十二岁的奇桑迪·班达是利隆圭街头最小的胶水吸食者之一。

他九岁那年，父母死于艾滋病。他被叔叔收养，叔叔的妻子嫌弃他“浪费粮食”，让他去街上乞讨。十岁那年，他在集市附近遇到了一个叫“法老”的男人。“法老”给了他一张塑料布、一个破枕头和一袋胶水。

“法老”是利隆圭街头胶水吸食者的“教父”。他本身也是一个吸毒者，但比其他瘾君子多了一点组织和经营能力。他控制着利隆圭市中心一大片区域的“胶水供应”，手下有十几个孩子帮他兜售和“巡逻”。这些孩子被称为“法老的士兵”。

“士兵”们每天要向“法老”上缴二十袋胶水卖的钱。完不成任务的，会被鞭打、禁食，或者被强制吸食过量胶水——“法老”把这称为“航空训练”。

“我不想再吸了。”奇桑迪说。他的眼神空洞而茫然，“但是不吸，我会更难受。浑身疼，睡不着觉，脑子里有东西在扎我。”

“你想回家吗？”

“我没有家。”他说，“叔叔家不是我的家。街上就是我的家。”

“你觉得谁会来帮助你？”

他想了很久。

“没有谁，”他最终说，“没有人会来。”

莫桑比克，马普托。

马普托湾的海风无法吹散这座城市街头的化学气味。

在莫桑比克，吸食航空燃油的人有一个特别的绰号：“飞行员”。这个绰号的残忍之处在于，它把吸毒者描绘成一种英雄主义的形象——仿佛他们不是在自我毁灭，而是在驾驶一架看不见的飞机，飞向一个更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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