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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2章 年泰安三联旅社命案纪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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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5日,农历腊月十七,泰安城的天黑得特别早。

下午五点刚过,火车站附近的三联旅社里,值班服务员王姐正打算去食堂打饭。她刚走到楼梯口,三楼的老顾客老刘从楼上跑下来,脸色不太好。

“王姐,三楼那间321房,今天一整天没见人出来,敲门也没动静,是不是出啥事了?”

王姐心里咯噔一下。

321房里住着一对男女,是元旦那天晚上来的,登记说是夫妻。那男的自称叫田庆荣,黑龙江大庆油田的工人。俩人住了四五天了,头两天还进进出出的,说说笑笑,看着挺正常。

可这两天确实不对劲。

王姐回忆,昨天她就觉得奇怪。那女的一个人进进出出,脸色阴沉沉的,也不怎么跟人说话。今天凌晨五点来钟,天还黑咕隆咚的,旅社大门都没开,那女的就急急忙忙来敲值班室的门,说什么带的钱花光了,要去济宁女儿家取钱,还特意嘱咐了一句——“我男人病得厉害,不能动弹,你们千万别进屋打扰,我下午就回来结账。”

说完就走了。

这都傍晚七点了,人影都没见着。

王姐越想越不对劲,赶紧叫上旅社负责人老李,俩人上了三楼。321房门紧闭,敲了半天,里头死寂一片。

老李使劲踹了几脚床腿,里头还是没反应。

“踹门!”

门撞开那一刻,一股怪味扑面而来——说不上来是什么味儿,有点像药味儿,又混着点酸臭。

床上躺着那个男的,盖着棉被,只穿着背心和裤头,跟睡着了一样。

老李上前一摸,手缩了回来,脸刷地白了。

冰凉冰凉的。

站前派出所所长宋刚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所里吃晚饭。他把筷子一撂,抓起外套就往外跑。

十五分钟后,分局副局长李敦忠带着刑警队长贾全基、侦查员孙新田、技术员古波和法医陈法增,也赶到了旅社。

刑警队长贾全基是个老刑侦,干了快二十年。他一进房间就觉得不对劲——太整齐了。

桌椅摆得整整齐齐,行李叠得规规矩矩,没有任何打斗翻动的痕迹。被子盖得严严实实的,连个褶子都不多。这不像案发现场,更像是有人刻意收拾过的样子。

法医陈法增蹲在床边,开始初步检查。

他把被子掀开一角,仔细看了看死者的脖颈处,眉头一皱。

“老贾,你过来看。”

贾全基凑过去,借着昏黄的灯光,看见死者脖子两侧,喉结附近,有四处明显的紫色印痕。那颜色发紫发黑,深深嵌在皮肤里,一看就是手指掐出来的。

“机械性窒息死亡,被人活活掐死的。”陈法增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就是昨天的事儿。”

技术员古波正在屋里做细致勘查,他用镊子从死者枕头上夹起几粒白色糊状物,又从墙角的脸盆里找到一些残留的呕吐痕迹。

“有人在事后清理过现场。”古波说着,从床头柜上拿起一个茶杯,里面还剩点液体,“这东西得拿去化验。”

更让陈法增在意的是死者肚子上的东西。

那肚子上的疤痕很明显,两道——一道14.5厘米长,从胸口往下延伸;另一道12厘米长,一看就是做过大手术的人。但最引人注意的是,在胸骨下方,有一个米粒大小的针孔,周围皮肤还泛着红。

这是活着的时候扎的,不是死后形成的。

后来的尸体剖检,法医在死者肝脏上发现了那根针——一根大号缝衣针,直直扎进了肝组织里。

李敦忠把服务员王姐叫过来详细了解情况。

王姐四十来岁,干旅社这行十几年,什么客人没见过,但今天这事儿真把她吓着了,说话声音都在抖。

“那个女的,多大岁数?”

“四十来岁吧,长得挺壮实的,东北口音,说话嗓门大,梳个盘头,穿件黑皮袄。”王姐努力回忆,“男的看着五十出头,瘦高个,挺斯文的,不像干粗活的人。两人登记的时候说是夫妻,那女的还搂着那男的胳膊,挺亲热的样子。”

“男的身体怎么样?”

“看着不太好,脸色发黄,走路慢吞吞的。1月2号俩人还一起出去逛了一天,回来之后那男的就再没出过房门。那女的天天进进出出的,有时候送饭进去,有时候端水出来,反正不让我们服务员靠近。”

“那女的说去济宁女儿家,具体说什么了?”

王姐仔细回想,“凌晨五点,天还黑着,她就来敲值班室的门,说钱花光了,要去济宁女儿家取钱,还特意嘱咐——她男人病得重,不能动,让我们千万别进屋打扰。她说下午一定回来结账,然后就走了,连门都没让我们开。”

“你们旅社大门几点开?”

“六点才开门呢。”

“那她怎么出去的?”

王姐一愣,想了想,“她是从侧门走的吧,侧门插销没插死。”

李敦忠听罢,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凌晨五点,天不亮就溜,谎称取钱,一去不返。

他又看了看死者的随身物品,翻了个底朝天,一分钱没有,粮票也没有。那年代出门,谁不带钱不带粮票?

这人肯定不是独自出来的,那个女的,八成就是跟他一起出来的人。

案子破了第一步——这是蓄意谋杀,不是意外死亡,也不是自杀。

死者身上没有能确认身份的东西,那个“田庆荣”的名字到底是不是真的,得去查。

第二天一早,侦查员孙新田带着两个同事,登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那时候去黑龙江可不方便,火车要坐好几天,硬座车厢里人挤人,腿都伸不直。三个人轮换着眯一会儿,饿了就啃两口自带的干粮。

到了大庆,他们顾不上休息,直接去了油田保卫处。

采油四部的职工花名册、临时工花名册、季节工花名册,厚厚几大摞,三个人一人抱一摞,一页一页翻。

翻了一整天,眼睛都看花了。

没有“田庆荣”这个人。

孙新田坐在旅馆里,盯着窗外的大雪发呆。零下三十多度,窗户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花。他脑子一直在转,不可能啊,这人总不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突然他坐直了身子。

“死者身上那两道手术疤痕,尤其是胆囊切除的那一道,这个特征太明显了。”他对同事说,“咱们别光盯着油田的名册,从医院入手,找手术记录。”

一语惊醒梦中人。

1月16日,三个人冒着大雪,赶到了安达市红岗区人民医院。在当地公安和医院保卫科的配合下,他们把所有外科医生都找来,拿着死者尸体照片,让医生们辨认手术疤痕。

一个姓王的外科大夫盯着照片看了好一会儿,说:“这道胆囊手术的疤,是我亲手做的,错不了。”

医院立刻调出住院病历。

顺着病历追查下去,死者的真实身份终于浮出水面:田庆荣,安达市红岗区杏树岗乡义和大队人。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后来犯了错误被开除公职,流落到这里安了家。

从医院到杏树岗,要徒步二十多里路。

那天的雪下得没完没了,路面上冻得硬邦邦的,一脚踩下去咯吱咯吱响。孙新田三个人裹紧大衣,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呼出的气瞬间结成白霜。

到了杏树岗派出所,核实了身份,又马不停蹄赶往义和大队。

田庆荣的大儿子田忠孝,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看到父亲的照片,当场就哭了。

“是我爸,这就是我爸。”他抹着眼泪说,“他年前就出去了,说去江南玩几天,走的时候还好好的。”

警方在村里走访了一圈,田庆荣这人名声还不错。早年妻子去世,一个人拉扯孩子长大,跟村里人没什么过节,也没听说跟谁结过仇。

仇杀的可能性排除了。

但田忠孝有些话咽在肚子里,吞吞吐吐的。侦查员反复做工作,讲道理,摆法律,田忠孝终于把藏在心里的事说了出来。

“我爸跟村里一个女的,好了一年多了。”田忠孝低着头,“那人叫刘国琴,我们都管她叫老杨婆子,是升平镇幸福村的人,男人叫杨银淑。我爸之前做过胆囊手术,出院没几天就张罗着要去江南,我送他去车站,回来的时候正好碰见刘国琴也往车站赶……”

田忠孝没再说下去。

侦查员们对视一眼,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天夜里,他们租了一辆车,摸黑赶往升平镇幸福村。在村治保主任的帮助下,核实了刘国琴的情况——这人已经离家二十多天了,长相、穿着、年龄,跟旅社服务员描述的完全吻合。

刘国琴的家人说,她现在正在山东单县她闺女杨德林家,前两天还往家里发过电报,要家里寄钱去。

一封加急电报连夜从东北发回泰安——死者身份查清,嫌疑人锁定,现在人在山东单县。

泰山区公安分局局长谷爱泽接到电报,立刻下令:连夜赶赴单县,抓人。

副局长李敦忠带着刑警队指导员张继存和三名侦查员,连夜开车往山东单县赶。那时候路况不好,颠簸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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