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3章 刘浩然他们似乎都变得正常起来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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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子有些笨，但是很管用。

直到现在，小学生学素数，老师还是用这种方式教。

但是用筛法去研究哥德巴赫猜想，那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是第一个把筛法用到哥德巴赫猜想上的人。

他想了一个办法：

不直接证明每个大偶数都能写成两个素数之和，而是退一步，先证明它能写成两个“素因子个数不太多的数”之和。

比如，每个大偶数都能写成两个“素因子都不超过9个”的数之和，这就是所谓的“9+9”。

这个思路听起来像是退了一步，其实是给后人开辟了一条路。

那就是用包围圈战术，逐步缩小范围，从9+9慢慢往1+1逼近。

布朗之后，这条路就热闹起来了：

1924年，德国的拉德马哈尔证明了“7+7”。

1932年，英国的埃斯特曼证明了“6+6”。

1938年和1940年，苏联的布赫斯塔勃先后证明了“5+5”和“4+4”。

1956年，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3+3”。

1957年，中国的王元证明了“2+3”。

包围圈越来越小了。

但这条路有个问题：这些证明里的两个数，没有一个是能肯定为素数的。

也就是说，它们离“1+1”还存在着本质上的距离。

于是有人换了条路。

1948年，匈牙利的兰恩易开辟了个新战场。

他想证明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加上另一个“素因子个数不超过某个数”的数之和。

最终，他证明了“1+6”。

这条路比之前的探索都更接近目标，因为至少其中一个是素数了。

然后又是十年的拉锯战：

1962年，中国的潘承洞和苏联的巴尔巴恩各自独立证明了“1+5”。

1963年，潘承洞、王元和巴尔巴恩又证明了“1+4”。

1965年，布赫斯塔勃、维诺格拉多夫和意大利的庞皮艾黎差不多同时证明了“1+3”。

接下来，筛法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1966年，那一年，一个叫陈景润的中国数学家，在《科学通报》第十七期上宣布，他证明了“1+2”。

这个消息当时没有引起太大注意，因为那只是宣布，详细的证明还没出来。

而且那几年，外面的世界也不太安定了。

直到1973年，陈景润发表了完整的证明。

那篇论文厚达二百多页，完全是他自已用手算出来的，没有计算机，只有纸、笔，和无数个不眠之夜。

当时德国的数学家哈勃斯丹和英国的李希特正在合著一本关于筛法的书，书稿已经送去印刷了。

看到陈景润的论文后，他们硬是把书撤回来，加了一章，就叫“陈氏定理”。

他们在那一章的开头写道：陈景润的工作是筛法理论的“光辉的顶点”。

英国数学家给陈景润写信，信里称他“移动了群山。”

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整整六十年过去了。

“1+2”之后的那一步，始终没有人跨过去。

筛法被陈景润用到了极致，就像一把刀，已经被磨到了最锋利的状态，再磨下去也磨不出新的刃了。

有人说过，要想走完最后一步，必须创造新的方法。

从1920到1966，从布朗到陈景润，几代数学家，半个多世纪，一步一步把包围圈缩小到了只剩一层窗户纸。

但这层窗户纸，始终没人能捅破。

“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哥德巴赫猜想？”

肖宿低声呢喃，眉头微微舒展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