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6章 渔把头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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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三日晚，松花江永吉屯的夜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春雨。张永江家东屋的炕烧得热腾腾的，五个从长白山来的年轻人围坐在炕桌前，听老人讲他五十多年的打鱼人生。

屋外雨打窗棂，屋内灯火摇曳。张永江盘腿坐在炕头，手里摩挲着一根已经磨得发亮的枣木烟袋杆。这杆烟袋跟了他四十年，烟锅换过三次，烟嘴换过五次，但杆子还是原来那根。

“我十六岁第一次上船，”老人吐出一口烟，烟雾在灯光下袅袅升起，“那是一九四一年，日本人还在的时候。我爹说：‘小子，该学吃饭的本事了。’就把我带上了船。”

他的声音低沉平缓，像松花江的水，看似平静，底下却有暗流涌动。

“那时候的松花江，鱼真多啊，”张永江的眼睛望向窗外的雨夜，仿佛能穿透黑暗看到几十年前的江面，“开江的时候，江面上漂的鱼，密密麻麻，像是下了层鱼雨。一网撒下去，能拉上来几百斤。最大的鲤鱼，有这么大——”

他张开双臂比划，“一米多长，四五十斤重！四五个人才能抬得动。”

大柱听得直咂舌：“四五十斤的鱼？那得长多少年？”

“至少二三十年，”老人说，“鲤鱼长寿，能活七八十年。老辈人说，江里有条鲤鱼精，活了上百年，比船还长。我爹见过一次，说那鱼的脊背露出水面，像一段木头。但没人敢打——打鱼精，要遭报应的。”

刘二愣子给老人的茶碗续上热水：“张大爷，您这辈子打过最大的鱼是多大？”

张永江想了想：“一九六三年夏天，我在二道江口打上来一条哲罗鱼，五十八斤。那家伙，跟半大孩子差不多长。拖上船的时候，船都跟着晃。”

他站起身，从柜子里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张永江站在一条大鱼的旁边，鱼比他腰还粗。尽管照片已经模糊，但依然能感受到那条鱼的巨大。

“哲罗鱼是冷水鱼，肉最鲜，能生吃，”老人指着照片说，“但性子烈，出水后还能蹦跶半天。那天它一尾巴扫过来，把我腿上扫掉一大块皮。”他挽起裤腿，小腿上果然有一道长长的疤痕，像条蜈蚣。

“后来呢？鱼怎么处理的？”孙小虎一边记录一边问。

“卖给国营饭店了，”张永江说，“那时候鱼不值钱，五十八斤的哲罗，只卖了二十块钱。要搁现在……得值几百块。”

“现在还能打到那么大的鱼吗？”

老人摇头：“难了。这几年，别说五十八斤，十斤以上的都少见。江里的鱼，一年比一年小，一年比一年少。”

雨渐渐大了，敲在窗上噼啪作响。张永江的故事，也随着雨声流淌出来。

他讲了一九四七年松花江发大水，江水漫过江堤，把整个永吉屯都淹了。渔民们划着船在街上捞鱼，从房顶上、树杈上都能捡到鱼。但大水也冲走了不少人家，张永江的二叔就是在那个时候没的。

“江啊，养人，也害人，”老人叹口气，“你敬它，它给你鱼吃；你不敬它，它能要你的命。”

他讲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上面要求“放卫星”，上报捕鱼产量。村干部逼着渔民日夜不停地打鱼，网眼越用越小，连鱼苗都不放过。结果第二年，江里几乎没鱼了。

“那是造孽啊，”张永江的声音有些颤抖，“一网下去，全是手指长的小鱼苗。捞上来干啥？喂鸡都嫌小。可不上交不行，交不够数，要挨批斗。”

“那后来呢？”二牛问。

“后来？后来连续三年，江里打不到鱼。屯里人饿得吃树皮，吃野菜。我爹那时候说：‘看到了吧？把鱼子鱼孙都打光了，江就空了。’”

老人讲到这里，沉默了很长时间。屋里只有雨声，和炉火上水壶的“滋滋”声。

“所以我一辈子守着一个规矩，”张永江终于又开口，“不捕产卵的鱼，不捕太小的鱼，不用绝户网。我爹教的，我教我儿子，我儿子以后也得教他儿子。这个规矩，不能破。”

刘二愣子深深点头。这和他们猎人的规矩何其相似——不杀母兽幼兽，不用毒药炸药。原来不管山上还是江上，真正懂自然的人，都明白“留有余地”的道理。

张永江又讲了他这辈子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一九七五年冬天，在江上冬捕时掉进了冰窟窿。

“那年冬天特别冷，冰层有一米多厚，”老人回忆着，“我们在江心凿冰下网，冰窟窿凿了脸盆大。我正弯腰收网，突然‘咔嚓’一声，脚下的冰裂了！”

“我整个人掉进了冰水里。那水，刺骨的冷，像一万根针扎在身上。棉袄棉裤一沾水，沉得像铁。我想喊，但一张嘴就灌水。”

屋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赵强紧张地问：“那您怎么上来的？”

“是我爹，”张永江的眼睛湿润了，“我爹当时在旁边的冰窟窿收网，听到动静，拿着捞网杆就冲过来了。他把杆子伸给我，我抓住，他一点一点把我拖上来。”

“上到冰面，我已经冻僵了，不会走路。我爹把我棉袄棉裤全扒了，用他自己的干衣服裹住我，背着我往岸上跑。跑到半路，我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像拉风箱。那年我爹都六十了……”

老人擦了擦眼角：“从那以后，我爹的腿就落下了毛病，一到阴雨天就疼。是我拖累了他。”

“您父亲……”刘二愣子轻声问。

“八五年走的，七十四岁，”张永江说，“走之前还念叨：‘江里的鱼少了，你们要省着打。’”

又是一阵沉默。窗外的雨似乎小了些，但风更大了，吹得窗纸哗哗作响。

张永江调整了情绪，继续讲他的打鱼经。这次讲的是松花江鱼类的习性，那是他五十年积累的经验。

“松花江的鱼，分上中下三层，”老人用手指在空中比划着，“上层鱼有白鱼、鲢鱼，喜欢在水面活动，吃浮游生物；中层鱼有鲤鱼、草鱼，在水中间，吃水草；底层鱼有鲶鱼、嘎牙子，贴江底，吃腐食。”

“不同鱼，不同季节，在不同水层。春天开江，鱼都往上游游，去产卵；夏天涨水，鱼分散在各处；秋天水凉，鱼往深处躲；冬天结冰，鱼在冰下聚集，不动弹。”

“打鱼要懂这个，不懂就是瞎打。”

他详细讲了“三花五罗”的习性：

“鳌花（鳜鱼）最刁，白天躲在石头缝里，晚上出来捕食。打鳌花要用活饵，小鱼小虾最好。下钩要下在石头多的地方。”

“哲罗鱼最猛，是冷水鱼里的霸王。它捕食别的鱼，一口能咬断。打哲罗要用大钩，挂整条小鱼。哲罗肉可以生吃，蘸酱就行，鲜甜。”

“鲫鱼最傻，哪儿都去，啥都吃。但鲫鱼肉细，炖汤最好。春天开江的鲫鱼，肚子里干净，炖豆腐是一绝。”

刘二愣子听得入迷。这些知识，比前几天学的撒网下挂更深，是真正的“渔经”。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生怕漏掉一个字。

张永江看他记得认真，很是欣慰：“刘队长，你是个用心的人。这些老经验，现在年轻人不爱学了。我儿子还愿意听，孙子辈的，都嫌我啰嗦。”

“张大爷，您这些经验太宝贵了，”刘二愣子真诚地说，“我们一定好好学，好好记，带回合作社，教给更多人。”

老人点点头，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油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本线装的手抄本，纸页已经发黄发脆。

“这是我爹传给我的《松花江渔经》，”张永江轻轻翻开书页，“里面记着我们张家五代人打鱼的经验。什么时候下网，什么地方有鱼，什么天气打什么鱼……都在这儿。”

刘二愣子凑近看，书页上是工整的毛笔小楷，还配有简单的图。虽然纸张陈旧，但字迹清晰。

“这书……太珍贵了，”刘二愣子不敢碰，怕弄坏了。

“我老了，眼睛花了，看不了这么小的字了，”张永江说，“我想请你们帮个忙——把这书里的内容，用现在的字抄一遍。我念，你们写。”

刘二愣子立刻答应：“行！我们现在就抄！”

张建国拿来纸笔，孙小虎主笔，刘二愣子和大柱帮忙整理，二牛和赵强负责磨墨。煤油灯下，一场特殊的“抄经”开始了。

张永江戴上老花镜，开始念第一页：

“松花江渔经，张氏家传。开篇第一：敬畏江神，取之有度。春不捕母，夏不捕幼，秋不贪多，冬不捕尽……”

老人的声音在雨夜里缓缓流淌，每念一句，都要停下来解释：

“春不捕母，是说春天鱼产卵，肚子大的母鱼要放生。我爹说，一条母鱼能产几万粒卵，放一条母鱼，就是放几万条小鱼。”

“夏不捕幼，夏天鱼苗长大，但还不够尺寸，要等它们长大了再打。我们渔家有句话：劝君莫食三月鲫，万千鱼子在腹中；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

“秋不贪多，秋天鱼肥，但不能打太多，要留种过冬。打光了，明年就没得打了。”

“冬不捕尽，冬天冰下捕鱼，不能把一窝鱼全打光，要留一些，让它们繁衍。”

刘二愣子边听边记，心里涌起深深的敬意。这些朴素的道理，蕴含着多么深刻的生态智慧！一个没上过几天学的老渔民，却懂得可持续发展的道理。

接着念到具体的捕鱼技巧：

“二月惊蛰，江水初开，冰排东去，开江鱼肥。宜用旋网，撒于洄水，可得鲤鱼、鲫鱼。”

“四月谷雨，江水渐暖，鱼往上游，寻地产卵。宜用挂子，横于江中，可得白鱼、鲢鱼。”

“六月大暑，江水涨满，鱼散各处，觅食活跃。宜用钓钩，饵用蚯蚓，可得鲶鱼、嘎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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