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3章 勘合再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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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扶桑近畿诸国、四国打得如火如荼之际，明世宗朱厚熜最终还是决定恢复与扶桑的勘合贸易，并命辽东都司下辖水师协助扶桑讨伐倭寇。

之所以朱厚熜会选择恢复因宁波争贡而中断的勘合贸易，是因为眼下的大明已然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其实，大明的财政危机从自嘉靖初期就已经开始，户部尚书梁材就曾说嘉靖七年太仓银库（太仓银，是明代户部直属的核心国库存银）所入，只有一百三十万两，但开支却高达二百四十一万两。

到了嘉靖中后期，财政入不敷出已经成为常态，甚至出现太仓支出是收入数倍的情况。而这种危机的发生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当其冲的便是大肆营建。

据《明史讲义》记载：“明开国以来节俭爱养，藏富于民之意，久而不渝。至宪宗晚年渐不如昔，及武宗则不知祖训为何物。”

只是，这个朱厚熜比“不知祖训为何物”的明武宗朱厚照更加铺张浪费，劳民伤财。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世宗营建最繁，(嘉靖)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

作为笃信道教的皇帝，朱厚熜在修道观、办斋醮等宗教活动上耗费巨量钱财。

紫禁城自成祖朱棣主持修建以来，是烧了修，修了烧。从建成到明末二百三十年间，发生过四十七起火灾，平均五年就得烧一次。

木质结构的房子本身就不牢靠，加上建筑体量庞大，一旦起火，损失惊人。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紫禁城再次失火，包括前三殿、奉天门、文武楼、午门全部被焚毁。

这一把大火把朱厚熜吓得不轻，连着斋戒五日，以祈福免灾。

午门相当于宫城的大门，朱厚熜下了旨意，让先拨了三十万两白银给工部用作重建经费。等所有重建项目竣工，已经是六年之后了，仅采木一项就耗费九百三十万两（部分支出是实物）。

而嘉靖时期，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最高仅一千五百万两，平时多维持在一千万两。

可以说，朱厚熜在位期间大兴土木，远超前朝。

不仅如此，大明的边防费用也是不断增加。

在嘉靖二十八年以前，每年支出最多不过二百万，而最少时仅七八十万。

在庚戌之变后，大明的整体军事开支急速增长。

至嘉靖三十四年、嘉靖三十五年宣大告急，一切募军、赈恤等费都靠内帑支取。

嘉靖三十年所发京边岁用之数至五百九十五万，嘉靖三十一年五百三十一万，嘉靖三十二年五百七十三万，嘉靖三十三年四百五十五万，嘉靖三十四年四百二十九万，嘉靖三十五年三百八十六万，嘉靖三十六年三百零二万······

这就导致大明朝廷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收入。

而且，大明四方有事，有司往往为地方奏请减免。例如：浙江倭寇猖獗，四川、贵州要采大木，山西、陕西的宣大战事紧张??????

朱厚熜常常在半夜时分递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征取内容，大多是给内庭的赏赐、经营斋殿的费用等等，对于皇帝的要求，没有任何人敢延迟半刻。

在朝廷缺钱的情况下，一些关键职位也被拿来售卖——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户部因为边费不足，提出开纳。郡邑弟子员及俊秀子弟愿入国子监者；国子监学生想要在两京以及愿意到诸王府为官者；光禄寺厨役及乐舞生、引礼舍人、礼生愿补典膳、典宝等官者；军民愿纳在京七十二卫所试署武职及遥授虚衔者；阴阳生、医生、僧道各欲为官者；吏典参拨者升参、改参、免外历、免考试冠带者等等，这些只要交钱就可以完成。

当然，朝廷收税也是有成本的，可不是皇帝下一道旨意，马上就有源源不断的白银或实物流进国库。

据《明史》记载：“民间所出，十不得一入于官。“

简而言之，老百姓交了十两税，最终进入国库的可能只有一两，剩下的九两可以算作是税收成本了。

税收成本主要包括人力成本、运输成本、管理成本、贪墨成本。

这就是为什么朱厚熜离不开严嵩，因为严嵩能搞定这套复杂的税收系统。换一个人，可能连税都收不上来，或者收上来的税都被中间环节吃掉了。

税收成本高，是明代财政的一大困境。

什么是税柄？

税柄，就是国家征税所依据的主要对象或手段。如果放到后世来理解：假设你要收钱，你有三种选择：按人头收，每个人交一样的钱（税人）；按房子收，有房子的交钱，房子越大交越多（税地）；按生意收，做生意的交钱，生意越大交越多（税商）这三种选择，就是三种税柄。

放到天朝古代，税柄主要就是三种类型：

一、税人（以人口为征税单位），征税方式：按人头征税，或强制服劳役，优点是操作简便，不需要复杂的技术，缺点是税痛感强，容易引发民众逃避（如“逃户“），典型时期为先秦至汉初（力役、口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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