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7章 回校，互动（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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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因为要让观众看到——闯入者的闯入。”

杨简微微点头：“你刚才说机位不够用，是因为你只想了‘演员怎么走’，没想‘观众怎么看’。如果你先想清楚观众应该从谁的视角进入这一场戏，机位就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准越好。追逐戏的调度不是追来的，是逼出来的。你用空间本身去逼演员，逼到他们无路可走，逼到他们必须撞到对方——然后戏剧就发生了。”

他停了一下，把桌上那些杯子往前推了推，看着倪守国。“具体怎么逼？不是我直接告诉你应该怎么拍，是想告诉你怎么想。你回去找你们导演系的同学，拿你们那个小剧场——空间不大对吧？你把六个人塞进同一个洗手间大小的空间，让他们在里面完成一场追逐。所有机位不能超过三个，所有镜头不能短于两秒，所有演员不能出画。你拍完这个，再来思考调度的事。”

礼堂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倪守国站在那里，没有坐下，也没有追问，只是深深鞠了一躬。他坐回座位的时候，旁边的同学拍了拍他的肩，他低着头在小本子上飞快地画着什么东西——大概是在画杨简刚才用矿泉水瓶和茶杯摆出来的那个示意图。

王晋松站起来看了一眼时间，又看了看两侧过道上还在排队的几十个学生，略带遗憾地对着话筒说了一句：“时间关系，我们再开放最后六个提问名额。”

过道上响起一片哀嚎。有人不甘心地举高了手，有人在喊“再多几个吧王老师”，后排有个摄影系的女生直接蹦了起来，举着胳膊在原地跳了好几下。但王晋松铁面无私地让话筒一个一个往下传，学生们知道台上的都是大忙人，也只能抓紧机会。接下来的提问开始转向其他主创，节奏略微加快，但因为台上坐着的每一个都是重量级，所以哪怕加快节奏，每个回答也依然分量十足。

一位导演系的男生站起来，把话筒对着张国榕：“哥哥，我是看着您的电影长大的……不是，我是说，我想问的是——您演过那么多完全不同的角色，有些跨度大到像是两个不同的人。您的表演，到底是天赋还是后天磨出来的？”

不问导演相关知识，反而问演技，看来这是个真爱粉。

张国榕靠在椅背上，嘴角又挂起了那个似笑非笑的弧度：“首先，你不需要这么紧张。其次，我跟阿简合作了很多次，在他的组里我从来不在开拍前就问‘这个角色该怎么演’。你心里先有一个活人，你再去演他，他就不是‘角色’，他是你。”

他顿了顿，看了一眼杨简。“但你要问我天赋还是后天——我觉得一半一半。我在拍《入殓师》的时候，阿简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他说，一个演员的珍贵，不是他演得有多好，是他心里承担了多少。你承担得越多，你能演的就越重。所以后天练的是技术，但天赋是你的器量。你有多少器量，你就装得下多少个角色。”

那男生鞠了一躬，坐下来的时候使劲揉了揉鼻子。

下一个站起来的是个扎丸子头的女生，2014级表演系，她举着话筒对梅雁芳说：“梅雁芳老师，我看了一段预告片，您演《寄生虫》里的母亲，那个角色有很多地方让人觉得她不可爱，甚至有点自私。您演的时候，会不会担心观众不喜欢她？”

梅雁芳笑了，把话筒拿起来，语气温和里带着一丝锋利：“这位同学，你这个问题本身就在替角色道歉。你演一个人，不需要替她道歉。你们师哥跟我说过，这个母亲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她是一个真实的母亲。自私是真的，爱孩子也是真的。演员的工作不是让观众喜欢角色，是让观众相信角色。只要你相信她，观众就会理解她。至于喜不喜欢，那是最微不足道的事。”

刘得桦被问到一个关于“如何从偶像转型为实力演员”的问题。那个女生举着话筒，声音有些发抖：“桦仔老师，我从小看您的电影，但我看过您早期的作品，您早期的角色和后来的角色像两个人。我想知道，您转型的那一步是怎么迈出去的？”

刘得桦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人意外的话：“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转型过。我只是越来越不在意自己是不是好看。一个演员把镜子放下来，才正式开始演戏。因为偶像看的是自己的脸，演员看的是自己的角色。”

宁静被问到她演《寄生虫》里那个富家太太的时候，有没有参考真实人物。她挑起眉，用那种标志性的、霸气的语气说：“当然有。”“谁？”台下有人在喊。宁静看着那个方向，笑了：“不告诉你。”全场哄堂大笑，笑声里夹杂着零星的哀嚎。

舒倡被问到她怎么把握《寄生虫》里那个妹妹的复杂性，她想了想，回答得很诚恳：“其实拍的时候我特别怕，怕接不住前辈们的戏。但简哥告诉我，这个妹妹的气质不是职业演员能教出来的，所以我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学生感’。那个角色的算计和单纯是共存的。你把她想得越复杂，她反而越假。你把她想得越简单，她的复杂就自己出来了。”

胡鸽被问到一个关于电视剧演员和电影演员区别的问题。提问者是个声音洪亮的男生，像是替很多人问了这个问题。胡鸽的回答很短，但让很多学表演的学生沉默了。他说：“电视剧是你在做减法，导演会帮你做所有的加法。电影是你在做加法，导演在做减法。如果你习惯了电视剧那套，到电影里会被扒得什么都不剩。简子对我说，你可以回到学校里做加减法，那就是话剧。我也是这么做的，离开校园的这近十年以来，我没有放弃过话剧，所以我才能适应电影。”

韩佳女被问到当副导演时犯过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她摸了摸鼻梁，面无表情地说：“太多了。最严重的一次，是我以为导演知道我们搞砸了，其实他不知道。从那天起，我学会了一件事——只要出了问题，不管多大的问题，第一时间告诉他。哪怕他骂你，你也要第一时间说。因为不说的代价更大。”她说这话的时候一直看着杨简的方向，杨简嘴角微微弯了一下，没有插话。

辛爽是最后一个被提问的。问他的是坐在最后排一个戴眼镜的文学系男生，声音不大，但问题很刁：“辛爽导演，你是《寄生虫》的执行导演，也是杨简师哥带出来的新人。跟杨简师哥这段时间，你觉得做导演，是孤独的吗？”

辛爽把话筒举到嘴边，停了两秒。然后他说：“孤独。但孤独和孤单不一样。孤单是你身边没有人。孤独是你身边有整个剧组，几百号人，但有些决定，你必须一个人做。剧本的某个转折该不该删，今天拍的那条过不过，后期的时候这个镜头要这一帧还是那一帧。没有人替你，你必须自己扛。导儿教会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从来不把他的孤独甩给别人。”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看着台下的学生们。“他有段时间每天晚上在剪辑房里一个人待到很晚。我们都知道他在里面，但我们不会进去。不是因为不敢，是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做决定。那些决定只有他能做。后来我问导儿，你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会不会害怕？他想了想，说，不害怕。怕的事情想清楚之后就不是怕，是习惯。”

胡鸽补充了一句：“在片场的时候我有时候下了戏也会去找简子。很多时候他看到我进来，他会把监视器的屏幕转过来让我看——不是让我提意见，是让我看一个镜头。他说，你看她这里，眼角在动，她在忍。监视器里是倡倡在那场雨夜戏的表演。我说，你看这个干嘛？他说，好的表演就是让你一个人看着监视器的时候，也想鼓掌。”

全场安静了几秒钟，然后掌声从第一排蔓延到最后一排。

最后一个提问名额。王晋松宣布的时候，话筒被交到了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手里。他站起来，个子不高，头发有些乱，一只手抓着话筒，一只手攥着笔记本，本子的边角都卷起来了。这一看就不是表演系的，表演系的一般都有些形象包袱。

“各位老师好，我是2014级文学系的周放。”他的声音有些紧，但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师哥，各位老师，我想问一个关于主题的问题。《寄生虫》在戛纳获奖之后，国内外很多评论都在说这部电影揭示了贫富差距。但我觉得，光说‘贫富差距’四个字太简单了。我想知道，你们认为的《寄生虫》到底在讲什么？”

杨简看着他，没有急着回答。然后他转过头，对梅雁芳说：“姐，还是你先来。”

梅雁芳接过话筒，想了想说：“我觉得《寄生虫》讲的不是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是背景，不是主题。主题是——人怎么在生存面前保持尊严。穷人家的母亲做了很多不光彩的事，但她心里始终有一个东西没有丢。那个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是底线。”

张国榕说：“我觉得是‘气味’。富人说穷人身上有一种气味。那个气味不是真的气味，是你怎么洗都洗不掉的、属于你出身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压着你，哪怕你住进了富人家，你也还是你自己。”

刘得桦沉默了一会儿，只说了五个字：“看不见的墙。”

宁静接过话筒，语调比之前的任何一次回答都要认真：“我以前演过很多富家女，但《寄生虫》这个富家太太让我觉得——富裕不是罪恶，无知才是。她不是坏人，她只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人在用另一种方式活着。她的善良是有边界的，她的同理心只够她用在自己的圈子里。”

舒倡的答案很简短：“我觉得讲的是孤独。穷人家抱团取暖，富人家各自孤独。最后你会发现，最孤独的那个人不是住在半地下室里的，是那栋大房子里的女主人。”

韩佳女则是说：“我觉得是信息。穷人家之所以穷，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是因为他们永远拿不到关键信息。富人家的信息是自由的，穷人家的信息是被隔绝的。所以穷人家一直在撞墙，富人家一直在绕道。”

辛爽最后一个回答。他看着那个提问的男生，慢慢说：“我觉得是梦。电影四个段落，每次都是穷人家在做梦，富人家在做别的事。穷人的梦是做上去，富人的梦是不要掉下去。但这些梦都是对的吗？都是错的吗？电影不回答，它只是把梦拍出来，让你自己看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