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4章 想去北电教书的小少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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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松话音未落，台下已经掌声雷动。

大礼堂能坐五百人，此刻挤了将近七八百号。过道上蹲着人，两侧门口也堆着人，连礼堂外面的走廊里都站着踮脚往里张望的学生。很多学生都不是表演系的，是导演系、摄影系、文学系、美术系，甚至还有中戏跑来蹭听的学生。不管哪个专业，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舞台上那两排长桌后面坐着的人身上。

杨简坐在正中间。他今天穿得很随意，一件灰色的长袖体恤加一件休闲外套，领口敞着一颗扣子，头发比在戛纳时剪短了一些，整个人看上去不像刚从世界电影最高领奖台走下来的大师，倒像个回母校溜达的研究生。但所有北电的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越是松弛，越是从容；越是从容，越是强大。

他左手边坐着张国榕和梅雁芳，右手边是刘得桦和宁静。梅庭、张松文、胡鸽与舒倡挨着刘得桦坐着，韩佳女和辛爽坐在最边上——两人坚持这个座位安排，说自己是副导演，不能抢演员的位置。不过，此刻整个礼堂的目光根本没有中间或者边缘位置的概念，每一个人都够他们消化好一阵子了。

讲台左侧，表演学院的院长张辉与崔新琴背着手，笑眯眯地望着台下这群眼睛发亮的学生。她身后，北电党委书记侯广明、校长张辉军以及副校长孙立军坐在前排，表情里各有各的欣慰。这些年来，北电培养过不少优秀人才，台前幕后的都有，但真正在国际上拥有统治者级地位的电影人，还真就杨简这独一个。关键是这尊大佛可没有毕业就撒手走人，他这些年给母校捐钱、捐设备，做了不少事情。现在又把金棕榈剧组拉来开座谈会，这种“反哺”摆到明面上，让校领导们走出去腰杆都硬了几分。

王晋松抬手压了压掌声，掌声并没有停，反而更响了。他无奈地笑了笑，提高音量：“行了行了，我知道大家很激动，我也是——我教了二十年书，今天能站在这个台上主持这场座谈会，说句实话，昨晚都没睡好。我最幸运的就是，成为了你们杨简师哥那一届的班主任。”

台下响起一片善意的笑声。

“我们今天这场座谈会没有那么多规矩。”王晋松继续说道，“杨简说了，他今天是回家，不是来做报告的。所以待会儿，他会先和各位主创老师聊一聊《寄生虫》创作的幕后故事，然后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你们——提问的环节，你们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有想提问的同学可以提前去两侧过道排队，我们准备了无线话筒。但我提醒一句，不要问太离谱的，也别问什么‘师哥你什么时候娶我’这种话，杨简家里有三个孩子了，没准是四个、和你们亦妃师姐很恩爱。”

台下的哄笑声炸开了。有个胆大的女生从观众席里喊了一声“那第五个也行”，整个礼堂笑得前仰后合。杨简也笑了，拿起面前的话筒，对着那个方向回了一句：“我和茜茜都说不行。”

笑声更大了。

王晋松笑着摇了摇头，在主持台后坐下，把舞台交给了杨简。

杨简调整了一蹲在过道上的新生到站在门口的保安，每一张脸都被大礼堂暖黄色的灯光照得亮堂堂的。他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了。

“刚才老师说，我今天回家。”

他的声音不大，但大礼堂的音响系统很好，每一个字都清晰地送到最后一排。“这句话是我说的。不是客套话，是真的。我站在这里，能闻到这个礼堂的味道——木头椅子，老旧的空调，还有后台化妆间里那种油彩混着灰尘的味儿。这个味道我太熟了。2002年我入校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礼堂还没翻修，椅子是那种老式的折叠木椅，坐上去嘎吱嘎吱响。我在这个礼堂里听过无数场讲座，坐在你们现在坐的位置上，仰着头看台上的人，心里想——什么时候让我站到那个台上去？”

台下安静极了。没有人玩手机，没有人交头接耳。大几百双眼睛直直地看着台上那个三十二岁的男人，他的语气里没有炫耀，没有说教，只有一种真诚的、不加修饰的怀念。

“后来我真的站上去了。”杨简说，“不是在这个礼堂，是在柏林电影宫的舞台，在奥斯卡的杜比剧院，在戛纳的卢米埃尔大厅，在威尼斯电影宫的珍珠厅。站在那些舞台上的时候，我其实没怎么紧张过。因为我知道，不管我走到哪里，不管台下坐着的人是谁，我都是从这间礼堂出发的。”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他认出了好几张面孔，有的是前世见过，有的是在《导演请指教》录制现场见过。他对着台下轻轻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说。

“所以今天，我带《寄生虫》回家。不是来给大家做报告的，是来跟家里人聊天的。怎么拍电影，怎么写剧本，怎么指导演员，怎么面对失败，好吧，这个跳过。”台下又是一阵轻笑，杨简则是继续说，“这些话题，你们想问什么，我就答什么。没有避讳，没有套话，没有‘不方便回答’。今天在场的梅姐、榕哥、桦哥、静姐、胡鸽、倡倡、佳女，还有爽儿、梅庭师姐、松文师哥，他们都是这部电影的创造者，也是你们最好的老师。所以，别浪费时间鼓掌了，咱们直接开始。”

他话音刚落，王晋松站起来接过话头：“好，那就直接进入提问环节。话筒准备好了吗？”

两侧过道上已经排起了长队。左边一列，右边两列，加起来大概有三四十个人。工作人员把无线话筒递给了排在最前面的一个女生。

那女生接过话筒，手在抖。她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发紧：“师、师哥好。我是2015级表演系本科班的——我叫李芸。”

杨简笑着打断她：“先深呼吸。”

女生愣了一下，然后真的深吸了一口气。台下响起善意的轻笑声。

“好多了。”女生不好意思地笑了，“师哥，我想问的是——您是怎么指导演员的？我们在学校里学表演，老师教我们要‘真听真看真感受’，但在片场，导演给演员讲戏的时候，经常会说‘你这里应该再悲伤一点’或者‘你这里的情绪不对’。这种指导有时候很有用，有时候完全没用，因为演员自己觉得已经够悲伤了。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杨简听完，没有急着回答，而是转过头看向梅雁芳：“梅姐，这个问题你来答吧。你是最有发言权的。”

梅雁芳接过话筒的时候，台下响起了一波热烈的掌声。她今天穿了一件素色的短袖旗袍，头发盘成优雅的发髻，整个人坐在那里就像一幅画。她笑了笑，声音不大，但语气里带着一种老一辈演员特有的从容和扎实：“刚才这姑娘问得特别好。很多导演确实喜欢跟演员说‘你再悲伤一点’，这句话我听了三十多年了。”

她顿了顿，笑容更深了：“每次有人跟我这么说，我就在心里想——我已经悲伤到不能再悲伤了，你还要我怎么悲伤？”

台下响起一片会心的笑声。

“但你们师哥从来不会这么跟我说话。”梅雁芳侧头看了一眼杨简，“他给我讲戏的时候，从来不提情绪，不告诉我应该怎么演。他跟我说的是另外的话。比如在《寄生虫》里，有一场戏是我演的那个母亲在富人家的厨房里切水果。那场戏表面上很简单——切水果、装盘、端出去。拍第一条之前，我准备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因为在自己家里切水果嘛，又不是什么大事。阿简看了之后说，梅姐，你想一想——这个母亲是在自己家的厨房里吗？她是在富人家的厨房里。她用的刀，是她这辈子用过的最好的刀。她切的水果，是她这辈子买不起的水果。她站在那里，脚下的地砖比她家的天花板还干净。她在想什么？”

梅雁芳停了一下，把话筒换到另一只手里，继续说：“他就说了这些。没说‘你这里应该紧张’，没说‘你这里要有一种卑微感’。他只是把我放进了那个角色的处境里，然后让我自己去感受。然后第二条的时候，我切水果的姿势变了。我自己都没意识到，后来看回放才发现——我切的时候特别小心，特别专注，像是在切一件艺术品，不是在切水果。那个细节，是阿简用几句话‘引导’出来的，不是他‘要求’出来的。”

台下一片安静。学表演的学生们听得入神，有人在小本子上飞快地记着什么。

梅雁芳把话筒还给杨简。杨简接过来，对着台下说：“梅姐说的那个细节，是她的表演，不是我的指导。我的工作不是告诉演员‘怎么演’，是帮助演员找到‘那个人是谁’。你找到了那个人，你就知道她会怎么切水果，她会怎么说话，她会怎么笑，她会怎么哭。情绪不是演出来的，是从人物的处境里长出来的。”

他顿了顿，看着那个叫李芸的女生：“你们在北电学表演，老师教你们‘真听真看真感受’，这是对的。但到了片场，你会发现光有这个还不够。因为‘真听真看真感受’的前提是——你真的是那个人。如果你不是那个人，你的‘真’就是假的。所以我的建议是，演一个角色之前，不要先想‘我要怎么演’，先想‘她是谁’。她的家庭，她的成长经历，她的经济状况，她最怕什么，她最想要什么，她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想的是什么。这些东西想清楚了，表演就会自己长出来。”

那个女生的眼睛亮了。她使劲点头，声音比刚才稳了很多：“谢谢师哥！谢谢梅雁芳老师！”

第二个提问的是个瘦高个的男生，2014级导演系。他接过话筒，语速很快，带着一种导演系学生特有的紧张和亢奋：“师哥好，我特别想问一个关于剧作的问题。我看了国内外许多报道，都说《寄生虫》的剧本太强了，每一个情节转折都卡得刚刚好，每一个细节都是伏笔。我想知道，您在写剧本的时候，是先有主题还是先有故事？是先想到‘我要讲一个贫富差距的故事’，还是先想到‘一个穷人家慢慢渗透进富人家’这个故事框架？”

杨简没有犹豫，直接回答：“先有兴趣。”

男生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这个答案。

“兴趣。”杨简重复了一遍，“不是主题，不是故事框架，不是想传达的价值观。是你对什么东西有兴趣，你觉得什么东西值得你花两三年时间去琢磨、去研究、去拍。这个兴趣可能是一个画面，可能是一个场景，可能是一个你听说过的真事，也可能是一个让你睡不着觉的问题。我的工作就是抓住那个兴趣点，然后像滚雪球一样，让它越滚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