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0章 魏剑持续蹲守，向东汇报情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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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国中颇为幽怨的看了张修田一眼。我抓着自己的大腿上的嫩肉，好在没笑出声来。
我马上岔开话题，装作没听懂开始汇报县里的情况。苗国中听得很专注，不时插话问几句。当听到清风行动已经搞了五期，干部吃喝风基本刹住时，他点点头：“这个事办得好。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央媒体都报道了。朝阳啊，曹河县的改革有三个可圈可点的地方。”
他伸出三根手指：“第一，木材产业园那个‘不谈产权’的改革，思路好，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又盘活了资源；第二啊，清风行动，树立了正气，老百姓拍手叫好；第三，招商引资，王建广那个服装厂引进了外资！这就对了，发展经济，最终是要让老百姓得实惠。”
苗国中不愧是老县委书记，一下就把县里工作的亮点概括出来了。我点头道：“苗老书记总结得很到位。这些都是县委班子集体努力的结果，也离不开老领导们打下的基础。”
“基础是基础，关键还得看你们怎么干。”
闲谈了半个小时之后，也就准备出门，这个时候苗国中送我到门口，然后拉我到了旁边，忽然压低声音，“朝阳啊，有句话我得提醒你。”
我身子往前倾了倾：“您说。”
“县里搞清缴高利贷这个事，我们苗家是全力支持县委的。”苗国中看着我的眼睛，“但是最近也有不少老朋友、老部下来看我，这个事牵扯的人很多，他们对县委是有意见的，而且有些人意见不小。”
我知道王铁军死后留下的账本上没有苗家的人，苗国中这话是出于关心，也是提醒。我带着感激道：“苗老书记，我明白。改革嘛，总是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高利贷这事，危害太大，不整治不行。县委的态度是明确的，一定会一抓到底。”
“坚持是对的，”苗国中说，“但要注意方法。快过年了，稳定压倒一切。有些事，可以缓一缓，等过了年再说。硬碰硬，容易出问题。出了问题，到时候上面可不管这些！”
“谢谢老书记提醒，我会把握分寸。”
从苗国中家出来，在返回县委的路上，我问张修田：“树德回来没有？”
“回来了，在县医院住院。恢复得还可以，就是身体还虚，医生说还得养一阵子。”
彭树德是为了县里工作才被人下毒，现在既然已经回了县里，理应该去看一看，我想了想：“我去看看树德同志。”
县委书记做出的决定，没有人会反对。车子调头，便往县医院开去。
县医院住院部三楼，单间病房。暖气开得足，房间里温暖如春。彭树德躺在病床上，脸色比一个月前好了许多，但依然有些苍白，眼窝深陷。彭小友和媳妇正在床边伺候，一个削苹果，一个倒水。
“李书记来了。”彭小友赶紧站起来。
我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走到床边：“树德，过年了，我来看望你。”
彭树德挣扎着要坐起来，我按住他的肩膀：“别动，躺着就好。身体怎么样？”
“李书记，您怎么来了？我差点……差点就见不上您了……”
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眼圈有些发红。我握着他的手，能感觉到那双手在微微颤抖。
“树德啊，你受委屈了，”我用力握了握他的手，“县委都记在心里。你为工作负的伤，组织上不会忘记。”
“书记，”彭树德看着我，眼神里有些急切，“给我下毒的那个王秀兰……抓到没有？”
我看病房里人不少——除了彭小友两口子，还有两个亲戚模样的人，加上我们这一行人，有七八个。人多口杂，就不敢说王秀兰被侦查员发现回来的事，只是摇摇头：“还没有消息。不过你放心，县委还在找她，公安机关还在找。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彭树德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只是握着我的手又紧了紧。
谈了些宽慰的话，说了要对砖窑总厂实施改革之后，就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
从医院出来，已经是中午。
接连几天，都是这样连轴转——看望困难群众，参加县一中的在外工作人员招待会，在外企业家招待会，拜访市里领导。
每天回到住处，都是深夜。
晓阳作为市财政局长，比我还忙，1994年的财政预算要汇总把关，各种数据、报表堆满了她的办公桌。
腊月二十八的上午，我总算抽出空回到县里办公室，纪委书记粟林坤就拿着厚厚一沓材料来了。
“李书记，孙红印的事，来龙去脉都查清楚了。”粟林坤把材料放在桌上，最上面是一份几十页的调查报告。
我翻开报告，粟林坤在一旁汇报：“从调查来看，孙红印那五万块钱，三万是从曹河宾馆财务科借的，两万是自己的积蓄。我们查了他的记录、家庭收支，还找宾馆财务科的人谈了话，基本对得上。他那两万积蓄，是这些年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媳妇没工作，两个孩子上学，不容易。”
我翻看着报告里的借款借条、证人证言，一页一页看得很仔细。报告写得很扎实，时间、地点、人物、经过，清清楚楚。
“意思是没有涉及到贪污受贿？”我问。
“目前看确实没有，”粟林坤说，“就算有，也是很少一部分的灰色收入，宾馆经理嘛，烟酒招待这些免不了，但大额的经济问题没发现。宾馆那三万借款，手续齐全，有借条，有领导签字，属于正常借款，只是他用来放高利贷了。”
报告最后附了孙红印的询问笔录。上面详细记录了他何时通过王秀兰给王铁军钱，何时收到利息，何时开始收不到钱，以及他多次找王秀兰、王铁军讨要的经过。字里行间，能看出这个宾馆经理的懊悔和无奈。
“您看下一步怎么处理？”粟林坤问。
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在寒冷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脆。年味越来越浓了，县委大院里，已经有干部在贴春联、挂灯笼，红色的春联在灰扑扑的楼墙上格外醒目。
现在就是在过年。中国人讲究团圆，讲究人情。政治是冷的，但人心是热的。没有人情味的政治，是走不远的。
我合上报告，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敲了敲，思索着。
孙红印的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从财务借钱放高利贷，是违规，但钱已经还了；自己那两万血本无归，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受害者——贪心固然有，但罪不至死。如果这时候把他关着过年，于情于理都不合适，也容易让人说县委不近人情。
“这样吧，”我抬起头，“让他写个深刻检查。把从财务借钱的过程、放高利贷的经过、认识到的错误，都写清楚，要触及灵魂。写完检查，让他回家过年。年后视态度再处理。”
粟林坤点头：“好。那我现在就去安排。”
“等等，”我叫住他，“检查不能敷衍了事。你亲自把关，不过关就重写。告诉他，这是组织上给他机会。如果态度不好，年后严肃处理。”
“明白。”
粟林坤离开后，连续几天的奔波，确实有些累了，又处理了些许积累的文件。
中午，我和文静约了高粱红酒厂的厂长孙向东在县委招待所小餐厅吃饭。
孙向东如今已经发福，身材看起来更加魁梧，脸色也颇为红润，一看就是能喝酒的人。他进门就笑呵呵的：“朝阳书记，文静县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孙厂长，坐。”我招呼他坐下，“今年酒厂效益怎么样？”
“好得很啊！”孙向东嗓门洪亮，带着酒厂人特有的豪爽，“咱们高粱红在国家台打了广告，知名度上去了，现在供不应求！仓库里都没存货，生产出来就拉走。”
闲谈几句之后，孙向东如今也是越来越社会了，说起话来不再像是乡镇干部一样没有水平，反倒是多了几分市侩。
孙向东端起酒杯：“来，朝阳书记、文静县长啊，我敬两位父母官一杯！感谢县委县政府对酒厂的支持！”
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碰，喝了一小口。孙向东却是一饮而尽，抹了抹嘴：“痛快！朝阳啊，你这可是保留了！不带这么喝酒的。”
喝酒，我自然是甘拜下风，也就推脱了几句。
“曹河酒厂是和平安县高粱红酒厂联合办厂，今年的税收贡献不小，县财政都感受到了。向东啊，我是代表曹河的父老乡亲感谢你啊，为曹河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静马上补充道：“向东啊，这次书记专门说了，县里的十大明星企业家要拿给你！”
“应该的，应该的。客气了不是！我这多少有些不敢当啊！”
孙向东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忽然带着推心置腹，“朝阳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说。”我放下筷子。
“你们这个酒厂的管委会主任钟建，可是人品不行啊。”孙向东脸上露出愤慨的神色，“我这次来了解到，你让他去精简人员，他王八蛋搞竞争上岗，这家伙明码标价——一个普通工人的岗位，要交五千；班组长，要交一万；车间主任，要交两万！这不是胡闹吗？”
我脸色沉了下来：“有这种事？”
“千真万确！”孙向东说得激动，手指在桌上敲了敲，“不少老工人，技术好，干活踏实，但没钱，就被裁了。上来的都是些关系户，技术不行，管理更不行。再这样下去，酒厂的生产质量都要受影响！朝阳啊，咱们高粱红这个牌子，是几代人攒下来的口碑，不能毁在这些人手里！”
我放下了酒杯，带着怒气道：“看来，他们是不想让大家好好过年了，文静你给粟林坤打电话，下午让他到我办公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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