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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9章 等待的少年与那个在省城出站口翘首张望的姑娘轻轻重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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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赤着脚站在田埂上,脚底沾着湿润的泥,凉而柔韧,像一块温存的旧绸缎。风从南边来,带着青稻穗初扬的微涩气息,拂过耳际时,竟让我恍惚听见一声极轻的唤:“阿沅——”

不是现在这声,是十七年前那个夏末的午后,蝉声嘶哑,阳光稠得化不开,他站在晒谷场尽头的槐树下,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手里攥着两张皱巴巴的车票,朝我笑。那笑容干净得晃眼,仿佛能把整片被晒得发烫的黄土照出水光来。

我低头,看见自己左脚踝内侧那道淡褐色的旧疤——细长,弯如新月,是十二岁那年追着他跑过碎石坡时划的。他回头拉我,我没站稳,膝盖磕在嶙峋的石头上,血珠子一颗接一颗冒出来,他撕了半截衣袖给我包扎,手抖得厉害,却还强撑着说:“不疼,阿沅不疼。”可我分明看见他眼尾泛红,喉结上下滚了一滚,像咽下了什么极苦的东西。

我们生在同一个村,长在同一片土地上。村子叫青芦坳,因四面环山,坳中水泽丰沛,春来芦芽破土,秋至芦花如雪,风一吹,整片洼地便浮起银白的雾。我家在坳东头,三间土坯房,墙皮剥落处露出麦秸与黄泥绞缠的筋骨;他家在坳西头,屋后倚着老槐,门前一畦薄田,种些辣椒、豇豆、几垄早熟的红薯。两家田埂相接,中间只隔一道浅浅的排水沟,宽不过两尺,我踮脚一迈就过去,他蹲在沟那边递来刚摘的桑葚,紫得发黑,汁水染透指尖,也染透我整个童年。

那时不知什么叫喜欢,只知他若不来,我便不肯去溪边摸螺蛳;他若蹲在田埂上修竹筢,我必坐在他身后编草蚱蜢,编歪了也不扔,悄悄塞进他书包夹层。他读初二那年,县中来人到村里招“少年农技员”,要挑识字多、手脚勤、肯吃苦的孩子去县农校集训三个月。名单贴在村委土墙上,墨迹未干,我踮着脚尖,一个字一个字数过去,数到第七行,“林砚”两个字像两粒烧红的炭,烫得我眼眶发酸。

他没告诉我。是第三天清晨,我照例挎着竹篮去西头田里掐嫩豆角,却见他背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立在槐树影里,正把一叠纸页仔细折好,塞进贴身的衣袋。我停住,篮子垂在身侧,豆角藤蔓上的露水簌簌滴在我手背上,凉得刺骨。

“去哪?”我问,声音很平,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他转过身,额角沁着细汗,眼睛亮得惊人:“县里,学育种。”

“多久?”

“三个月。”

我点点头,转身往回走。走了五步,又停下,没回头:“豆角老了,掐不动。你娘昨儿说,西头那垄豇豆,今早开了第一串白花。”

他没应声。可第二天一早,我推开院门,发现门槛内侧压着一张纸,是作业本撕下的一页,铅笔字写得极工整:

“阿沅:

豇豆花谢后七日,豆荚初成,色青而脆,宜晨露未曦时采。

晒谷场北第三棵槐树,树洞里有东西。

——砚”

我奔过去,踮脚伸手探进树洞——指尖触到一个硬壳本子,边角磨得发毛,封皮是蓝布面,用麻线密密缝过两道。翻开第一页,是他稚拙却认真的字:

《青芦坳作物生长手记》

记录人:林砚

搭档:沈沅(阿沅)

往后全是密密麻麻的字,夹着铅笔画的小图:稻穗分蘖的节点、蚕豆叶脉的走向、玉米授粉时雄蕊抖落的金粉……每一页右下角,都用红铅笔圈着一个小小的“沅”字,像一枚缄默的印章。

我抱着本子坐在槐树根上,翻到最后一页,纸页已微微卷边。那里没有字,只有一枚清晰的拇指印,边缘晕开一点淡青——是那天他替我包扎伤口时,手上蹭的靛蓝染料。我把它按在纸上,仿佛按住了他离去时未出口的全部言语。

三个月后他回来,晒黑了,肩背更宽,说话慢了些,眼神却沉得像坳底那口古井。他带回一包种子,纸包上用炭条写着:“辽粳80-3,试种株高92,抗稻瘟,米质软糯。”他蹲在自家田头,教我辨认稻种腹白大小、颖壳色泽深浅,手指沾着泥,却稳得像尺子。我蹲在他旁边,看他睫毛在日光下投下一小片颤动的影,忽然觉得,这方寸田土,比从前更沉,也更暖。

十六岁那年冬至,大雪封山。我踩着齐膝深的雪去村小代课——老师病了,校长硬塞给我一摞算术课本。归途天色骤暗,风卷着雪粒子抽打脸颊,我迷了路,一脚踏进雪窝,整个人陷下去,冰水瞬间灌进棉鞋。我挣扎着爬出,脚踝钻心地疼,低头一看,棉鞋裂了口,脚趾冻得青紫,指甲盖泛着死灰。

我靠着一棵枯松喘气,雪越下越大,视线模糊。就在这时,远处雪幕里浮出一个黑点,越来越近,是林砚。他没穿棉袄,只套着件旧夹克,怀里紧紧搂着一只搪瓷缸,热气在冷空气里蒸腾成一小团白雾。

“傻站着干什么?”他声音发紧,把搪瓷缸塞进我怀里。我捧着,烫得一缩,掀开盖子——是姜糖水,红糖熬得浓稠,姜丝浮沉,热气裹着辛辣直冲鼻腔。他蹲下来,解开我湿透的鞋带,手指冻得通红,却固执地托住我的脚踝,轻轻揉搓:“骨头没伤,淤血得活开。”他掌心粗粝,带着常年握锄、翻土、捏秧苗留下的茧,那温度却像一小簇火,沿着脚踝往上烧,一直烧到心口。

我盯着他低垂的眉骨,忽然开口:“林砚,你以后……真要去省城?”

他动作顿了顿,没抬头:“农科院招人,笔试过了。”

“那……还回来吗?”

雪落在他睫毛上,化成细小的水珠。他终于抬眼,目光沉静,像雪后初晴的坳底潭水:“阿沅,土地不会走。人走了,脚印还在。只要脚印还在,我就算在千里之外,也是青芦坳的人。”

我没说话,只是把脸埋进搪瓷缸升腾的热气里,任那辛辣的暖意糊住眼睛。

第二年开春,他果然走了。走那天我没去送,独自去了晒谷场。场边那排老槐刚抽新芽,嫩绿怯生生的。我坐在他常坐的位置,掏出蓝布面笔记本,翻到空白页,用铅笔写:

“今日,林砚离坳。

晨雾未散,他背影融进山口白霭里,像一滴墨坠入清水,无声无痕。

可我知道,他带走的,不过是行李;

留下的是:

三月二十一日,东垄油菜初花,蝶少,蜂多;

四月初七,西沟渠水位涨至第三道石阶;

还有,他教我辨认的,每一粒稻种腹白的弧度。

——沅”

我合上本子,听见身后传来窸窣声。回头,是村里的老牛倌,牵着牛慢慢踱过来,烟斗明明灭灭。“丫头,”他吐出一口白气,“砚娃子临走前,托我把这个给你。”他递来一只粗陶小罐,封口用蜡泥严严实实糊着。我抠开蜡泥,掀开盖子——里面不是药,不是糖,是一小撮泥土,深褐近黑,湿润,泛着微光,混着几星细碎的稻壳与半粒干瘪的豆子。

牛倌咂咂嘴:“他说,这是他屋后槐树根下挖的,‘阿沅认得这土味’。”

我捏起一撮,凑近鼻端。是熟悉的腥甜,混着腐叶微酸、新翻泥土的厚实,还有……一丝极淡的、属于槐树根须渗出的清苦。我闭上眼,仿佛又看见他蹲在树下,铁锹轻叩泥土,一下,又一下,像叩问大地深处某个隐秘的约定。

那年夏天格外长。我留在坳里,跟着农技站来的技术员学测土配方、看墒情、记物候。夜里灯下,我总摊开那本蓝布面笔记,在他写过的字句旁,添上自己的观察:某日雨前蚂蚁搬家的方向、某块田埂蚁穴坍塌预示的旱情、某株野苋菜叶片反卷的时辰……字迹渐渐由稚嫩变得笃定,像新秧扎下根须,一寸寸向黑暗里伸展。

第二年腊月,我收到一封信。信封是素白的,没贴邮票,是托回乡探亲的司机捎来的。信纸薄而脆,字迹比从前更瘦劲,却依旧一笔一划,力透纸背:

“阿沅:

省城冬冷,无雪,只有灰蒙蒙的雾,罩着高楼,也罩着人。

昨夜整理标本,翻出一包青芦坳的稻种,壳色微泛青灰,是去年秋收时你亲手选的。我把它种在实验室窗台小盆里,浇的是蒸馏水,光照恒定,温度精准。可它迟迟不萌,土面光洁如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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