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1章 离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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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站在路口环顾四周。一望无际的楼宇在他的视野中延伸,一座比一座高。CBD方向三栋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下午的天光,反射的角度不对,因为有一块玻璃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个黑洞。还有几块挂在窗框上,风吹一次就碰撞一次,发出一种遥远的、有规律的叮当声,像远处有人在一下一下敲着铁锤。他抬头看着其中一栋写字楼的外立面上还挂着褪色的公司logo,蓝色底已经褪成了灰白色,logo不会被修好了。从现在开始,这几十万座建筑、几千公里的道路、几百座电塔、一整座地下水利系统,全部是废墟。不是被炸毁的废墟,是慢慢烂掉的。风会吹掉所有玻璃。雨会锈掉所有钢筋。尸体继续在室内腐烂成骨,然后成灰。然后这座城市将变成一座无声的灰色雕塑。
他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指尖碰到了那张纸条。李建国的女儿的名字。他把纸条掏出来重新看了一遍,放进内层衣服胸前的口袋里。石板虚影还是温热的,但没有说话。
周明是在下午大约四点找到那个信号的。
他找到一台频谱分析仪,旧机器,带一个小屏幕和天线输入口,从某通信公司大楼里顺出来的,和几大卷同轴电缆、几个N型接头一起塞在背包里。他用了一个多小时把天线架在了城中村最高一栋楼楼顶,一根从旧货店里捡来的废弃调频广播天线,用铁丝捆在水塔的避雷针支架上。然后他下到三楼一间空房间里,把分析仪的电源焊在了临时搭好的电池组上,打开机器开始扫频。
刘泽站在他后面看着那台小屏幕上的波形跳。FM广播频段:全死,只有噪底。中波广播频段:全死。短波频段:噪底降了一点,有一条细细的线在波形中间微微跳动。频率上没人说话。周明调着旋钮,慢慢往上推。三点五兆。五点三兆。六点五兆。七点零五兆。他的手忽然停住了。
屏幕上的波形不再是噪底了。一种规律性的脉冲在跳动。三短,三长,三短。间隔大约两秒,然后重复。节奏不是绝对均匀的,每一遍之间有几个微小的时差。机器不会这样发。自动信标不会这样发。这是一个人在敲电台上的电报键。刘泽几乎能听到那个声音:黄铜按键在金属触点上弹跳,每一次按下都带出一声短促而清晰的音刺,穿透了满屏的静电噪音,像有人在一墙之隔的地方用指甲敲玻璃。一只手。一只会疲劳、会出错、会调整姿势的手。
“SOS。“刘泽低声说。
周明点了点头没有回答,手指把频率锁定在七点零五兆赫上。他拿过一张纸,用铅笔把波形画了下来,三短三长三短的时长写在了纸的右下角,每一个间隔的时间测好了精确到小数点的后三位。他要把这些数据存住,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信号也会消失。
“还在敲。现在。就现在。“周明抬头看着刘泽,“他在敲。有人在敲。不断敲。可能敲了很久。“
刘泽在周明的旁边坐下来。两个人什么都不说,听着那个小屏幕上无声跳动的三短三长三短。窗外路灯闪了几闪,灭了,又亮了零点几秒,又灭,然后一直黑了下去。
周明忽然开口。“你收到过SOS吗。“
“收到过。很久以前。在海事频道上,一个在南海漂了三天的人,发动机坏了,电台的电也快没了。他一直在发,发了大概八个小时。最后直升机找到了他。“
“这个人发的不止八个小时。“周明的手指指了一下屏幕上的波形,“你看。间隔有时候会稍微长一点,大约零点三秒,然后恢复。这不是他累了。是他可能在做别的事情。在找吃的,或者在喂一个孩子。然后他的手又回到键上继续敲。“
刘泽看着那个波形的细微变化。他忽然觉得自己看到了那个人的手:一只骨节突起的手,因为长期缺乏食物而变得细长、青筋毕露,放在一个旧式电报键上。键是黄铜的,底座可能是木头的,也可能是一块被捡来的铁皮上用螺丝拧紧的军用电台上的一枚按键。那个人可能在黑暗里敲,也可能在白天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直在。在这个文明已经死透了的星球上,一个人还在敲SOS。他不知道有没有接收者,他不知道电磁波在这片空无一人的大陆上能传到多远。他只是在敲。
“你记下频率了。“
“记了。七点零五零兆赫,短波。传播条件好的话能覆盖整个中国大陆。但对方的位置离我们至少一千公里,信号衰减很厉害。我需要做一个方向天线,八木天线。找几根旧铝管、一段同轴电缆。明天。“周明已经在纸上画了一个草图。
傍晚的时候刘泽回到了城中村。
天黑得很快,太阳刚沉到云层仅有零星几盏路灯在有太阳能的侥幸中抵抗着。灯光稀疏到可以数的地步。刘泽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养成了一个习惯:每一次经过室外的时候总会下意识地去数远处还剩多少个光源。第一个傍晚,不超过七盏。它们分散在直线距离数公里内的各个方向上,有的黄,有的白,没有人控制,只是靠自己残存的太阳能电池和LED灯珠在完成最后的使命。每一盏都在闪,有些是缓慢呼吸般的明暗,有些是几乎看不出的快速抖动,任何一盏随时都可能灭掉。像ICU里监护仪上的最后一排指示灯,每熄灭一盏就意味着多一个病人走了。这几盏还在闪的,是尸体的怔挛性抽搐。
空气在入夜后变得不一样了。白天那股混合着灰尘和尸腐的气味到了晚上多了一种新成分:冷。不是冬天的冷,是一种被抽干了人的体温之后的冷。城市本身是石头和钢铁堆起来的蓄冷器,白天吸热晚上放热,但这座城市的白天没有人开门、没有人走动、没有车流在路面摩擦产生热量,它的夜晚比正常的城市夜晚冷得多。刘泽把自己的皮夹克领子往上拉了拉。皮夹克的领口已经被磨得起了毛边,蹭在脖子上有粗糙的触感。
他经过老赵的临时指挥部。那间被杨队占下来的办公楼第三层,窗户全部关着,门缝里透出蜡烛光。老赵在屋子里跟人开完最后一个晚间碰头会后,把笔记本摊在桌上,开始往上面添今天傍晚统计的数据:死因不明。地面水体无取样。空气采样尚未完成。
他抬头看到刘泽站在门外。
“进来。“
刘泽走到桌边。老赵给他挪了把凳子,凳子的靠背上沾着干了的血印,不是新鲜的,是很久以前有人坐在这上面流过血。刘泽没有坐。
“疾控数据库,这个世界的医院剩下的东西,明天得去找。“老赵说,“最好找到停尸房的病理档案,还有实验室的标本。如果有什么病毒能杀那么多人,它的序列、它的传播途径、它的致死机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是医生。我是基层工作者。但我见过疫情。大疫情。中国的组织能扛个两三个月,扛不到两年。“
两人又默了几秒。蜡烛的火苗在窗缝漏进来的风里抖动了一下。
“你笔记上还写了什么。“刘泽问。
老赵把笔记本往前翻了一页给他看。“白云区。今天到了。天是蓝的。人不在。到处是死的。先活下来。短波七点零五零有信号,有人在敲SOS。“
刘泽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蜡烛的火苗把那几个字的影子投射在墙上,歪歪扭扭的,像一群拄拐杖的人。
他没有说话。点了下头,转身走出门。
夜晚九点。营地的声音已经静下来了。大多数人在今天傍晚之前占好了自己住的房间,有人选城中村的房子,有人选马路对面更结实的居民楼里的空房。分配的方式粗放但有序:老赵的网格员把不闹、不吵的老人和小孩安排在楼层高的公寓里,把年轻力壮的安排在城中村临街的低层方便随时调动。没有电,蜡烛和城中村自己带过来的少数几盏应急照明灯在各层闪烁着。巷子口站了一圈用床单缠在竹竿上的路障,石灰撒在不规则的弧形线上。
杨队巡逻了一整天没有发现任何活人。一个也没有。只有无数的死人。还有一只野狗,站在远处盯了好一阵然后消失在巷深处。杨队追了一百多米,狗的脚印在街角的转弯处不见了。这只狗在躲着人,它已经很久没有和人打交道了。在这座城市里,人的气味意味着危险,人的脚步声意味着不可预测。狗在两年中学到了一件事:远离人类。
杨队坐在临街一家便利店的门口台阶上,手里拿着一张热成像仪的显示截图。全部冰凉。图像底色是均匀的深蓝,水泥地和尸骨之间相差不到零点二三度。他在截图边缘用油性笔写了一行字:“方圆一点二公里覆盖区:无活人。18:47。“写完把截图折叠放进棉衣内袋中。
九点半,气温继续下降。女人们在城中村最深处的一间大房里用旧床单和晾衣架给孩子们搭临时宿舍。陈姐从超市里搬过来一箱维他夹心饼干,用水果刀一根一根切开分给孩子们。有个三岁的小孩问她:“还有没有橙汁。“陈姐顿了一下,说:“橙汁还在超市里面。超市里现在太黑了阿姨不敢过去,明天天亮阿姨过去拿来给你。“小孩点了点头。旁边另一个小孩正在用一个塑料小勺敲一个空蛋糕盒,把它敲得像一面鼓。陈姐听了很久,没有制止她。在这个全是死人的世界里,一个孩子在敲鼓。鼓点是空蛋糕盒子和塑料小勺之间不断的撞击声,它是这个营地里今晚唯一不需要解释的声音。
十点。刘泽回到被钉子户改造过的城中村楼顶。他靠在矮墙边,闭上眼睛,把注意力集中在后脑勺那块温热的虚影上。
扫描。他在脑子里下达了这个指令。石板发出一声极细微的嗡响,温热的感觉在颅骨上扩散了一圈。扫描不耗电,这是他穿越了这么多个世界之后最确定的一件事。扫描只是让石板用它的量子纠缠节点去感知近邻空间里有没有可用的穿越目标,就像在黑暗里伸出一只手去摸有没有门。摸到了,门就在。摸不到,什么都不会发生。在之前的几个世界里,他在满电状态下做过几十次扫描,只有寥寥几次摸到了门。概率极小,几百分之一。
他又扫了一次。空的。
他睁开眼。天上的云层裂了一道口,他看到了几颗星星。正常的星星,不是紫色的,不是粉红色的。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连续好几个世界没有看到正常的天空了。他盯了它们很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李建国的女儿的名字。纸条在夜空下是灰白色的,字已经模糊了,但还能读出那个名字。他把纸条重新折好放回内袋中,每一个褶皱都按回原来的折痕,动作很慢。
凌晨两点左右陈姐找到刘泽。她一个人在营区周围转了很久,从围墙边发现了一只老鼠的尸体,用树枝拨开看了胃里有没有咬过的东西。她说这一只没有,但之前看到过一只,正在啃一根倒在水沟里的细骨头。那只狗白天还在远处徘徊,晚上快十点多的时候它又在远处出现了一次。陈姐说那狗的肚子是瘪的,在黑暗中它远远地站了一会儿,眼睛在烛光里反着暗绿色的光,然后它跑了。没有叫。
凌晨三点。刘泽巡查哨点。
杨队在城中村北侧的一个哨点里把一张旧地图钉在墙上。老城区的纸地图,被雨水泡过之后变得皱兮兮的。地图上有两个手绘的圈:第一圈是营区周围约一公里的探索区,第二圈是第二天准备扩大搜索的外围线。杨队用红笔画了SOS信号源的大致方位:南京,一个粗线圈出了华东地区。他在地图右下角写了三个数字:电离层反射角、地波衰减系数、发报者天线高度估算值。他不是通讯专家,但他是个警察,警察做研判的方式是找到所有变量,逐个给值,然后画圈。
他坐在板凳上,低头看着手上那把制式手枪。枪身已经擦过了,枪管也是干净的,但他还是在擦,用一种重复的、机械化的动作往枪身表面上油。他擦了三遍,每一遍都是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顺序,同样的压力。擦枪不是为了清洁一把已经在五分钟前被彻底清洁过的枪,擦枪是为了不让脑子去想明天。
刘泽站在门框里。哨点内不止杨队一个人。杨队身后还有一个年轻的民兵,大概十八九岁,蜷在墙角。他的眼睛睁着,盯着墙上的地图,两个眼眶红肿得皮都撑了起来。
刘泽走进去。两个人都没有动。杨队的擦枪动作顿了一下。
“他说白天他跟着张德胜收物资。“杨队开口了,嗓音低哑,“在超市的冷库里。“
刘泽没有问下去。
“冷库门打开以后里面温度很低,尸体全都保持着死亡瞬间的姿势,没烂。“杨队把擦枪布放下来,“全是婴儿。二十几个。放在超市冷库的托盘上,像是被人一排一排整齐排好的。可能是医院新生儿科的,医院太平间装不下了,被转运到超市冷库里,希望有人有一天来认。冷库的压缩机在断掉主电源之前还在运转,最后一批电用在了保护这些婴儿上,保护了一年多。然后电停了。然后我们也来了。“
那个年轻的民兵用两只手掌盖住自己的脸。他哭不出声音,但肩膀在抽搐,每一次抽搐都让他的后背撞在墙上,发出轻微的闷响。
杨队低着头说:“我他妈今天一整天都在忍。“
刘泽没有进去。他靠在门框上,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烟是从便利店拿的,塑料包装翘了一点,里面的烟已经不新鲜了,一点点干。他把包装拆开来,点了三根。第一根给杨队,第二根推到年轻民兵手上,第三根自己吸。烟草的味道是干的,滤嘴纸有点发苦,但比这里的空气好闻。
三个人默默吸完。没有人说话。烟头的火星在黑暗中亮了三次,最后一次灭掉以后杨队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百叶窗的锈拉绳拉了一下。窗户外面整条街道都淹没在黑暗里,只有远处一盏路灯还在闪。绿灯坏了,红灯坏了,黄灯在闪。一下又一下。第三下的时候所有三个灯都灭了。
杨队把擦枪布重新叠好放在枪的侧方。他做了个深呼吸,转向刘泽,眼眶已经干了。
“明天要做什么。“
刘泽站起来,把烟头用力在门框的金属侧边碾了一下,火星灭了。
凌晨四点。营地里的孩子们已经睡着了。陈姐把他们一个一个裹在被单和床单里,有些用的是睡袋,有的是旧衣服做成的软垫子。她早上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背上埋着一个不知什么时候滚过来的小孩子,把脸贴在她的肩膀后睡得比在任何地方都熟。
刘泽闭上眼睛,把手按在后脑勺上。又扫了一次。空的。和前半夜一样。扫描可以在几秒内完成,不耗电,他可以一直扫下去,扫一整个晚上,扫几百次,概率不会变。几百分之一就是几百分之一,不会因为多扫几次就变大。他不再试了。把手放下来,睁开眼。窗外最后的几盏路灯在他眼前同时熄灭,黑暗中他听到了远处传来的一点声音。不是野狗在叫。是风吹过一条空了的街道时,刮起路上堆积如山的落叶,那些叶子干枯透骨贴地摩擦。那声音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黑夜里。
凌晨六点。远处天边泛出一种极浅极暗的灰白。
第一个发烧者出现了。
城中村中心的网格员在早间例行测体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中年男人,额头温度三十九点二。他当天夜里躺下的时候还是正常体温,早上一早醒过来被自己的免疫系统拉响了警报。是感染。
这个人姓谭,四十七岁,穿越前是城中村一家五金店的老板。昨天下午他负责帮张德胜从超市搬米,戴了口罩,戴了手套,回来以后按老赵的要求洗了手,换了衣服。但是他在回来的路上绕了一条小巷去撒尿。那条巷子两侧的居民楼里堆满了尸体,他在巷子里站了大约两分钟。两分钟的风从巷子一头灌到另一头,裹挟走了足够多的东西。
他昨天傍晚还跟老婆说了一句:“明天早上要吃白米饭,不要吃昨天剩的面了,面硬了。“他今天早上说不了话了。
老赵第一个到了现场。他用纱布层层封住口鼻,在门槛上停了一步。然后他走进房间蹲在那个发烧的人床边。他翻开那人的眼睑,双侧结膜充血。体温已经从三十九点二升到了三十九度七,耳温枪的老化探测器在第二次读值时已经不太准了,老赵用手背碰了一下病人的额头:烫手。不是普通发热的那种烫,是皮肤底层在往外渗热量的那种烫。
“他昨天去过什么地方。“老赵问旁边的人。
“搬米。超市。“网格员翻了翻记录本,“还有,他说他走小路回来,一条巷子。在两栋居民楼之间,那里面通风不好。“
老赵在笔记本上写了两个字:小巷。然后他划了一个圈把这两个字圈起来。他走出帐篷,把手上的纱布取下来扔进一个密封塑料袋里,用酒精擦手,擦了掌心,擦了手背,擦了每一根手指的间隙。然后他拿过扩音器,站到城中村中心的空地上。
“所有昨晚在小巷南北通风口之间走动过的人,过来量体温。所有人,口罩戴好,一个新的换上。刚才已经量过体温的重新量一遍。“
第二个发烧者是在六点半被查出来的。
第三个。
第四个。
七个。
十二个。
二十六个。
每一个人的症状都是一样的:高热,呼吸困难,从发热到呼吸困难不超过十二小时。老赵把所有人的名字和活动轨迹写在他的笔记本里,在每一个人名一个共同的动作:在通风的主街上脱过口罩,或者在巷子里站了一会儿。
老赵在那页纸的最,在新的空白页上,笔尖用力压了下去。
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天色已经从浅灰变成了惨白,远处公交站台上那具骨骸的鞋带还在风里轻轻摆动。他把目光收回来,低头看着自己写下的最后那两个字,然后把笔记本合上,站起来,推开了帐篷的门。
外面,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是正常的太阳,不是紫色的,不是粉红色的。阳光照在撒了石灰的白圈上,照在那些用床单围起来的路障上,照在第一排正在排队量体温的人群的脸上。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不是恐惧,是还没有来得及变成恐惧的等待。
老赵站在帐篷门口,没有往前走,也没有往后退。他只是站着,把手里的笔记本翻开到那一页。他刚才写的最后那两个字被初升的阳光照着,墨水还没干。
它来了。